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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你是红的，我是白的吧——”“他也配！”方可寒利落地总结。

念完了《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那天，方可寒提起了鲁迅，“初中时候学过《孔乙己》——我就觉得鲁迅这老头子蛮有意思的，可是，他写不写爱情故事？”

“这个——有！”我想我的眼睛亮了。

第二天，摊在我膝头的便成了我头天晚上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伤逝》。

鲁迅寂静的调子把我的声音也变得寂静起来。

好的小说是可以听的。我的意思是当你把一篇好小说逐字逐句地诵读出声时，你甚至可以不用去理会它在写什么。因为它的字和字，词和词，句子和句子之间有种微妙的声音的跌宕起伏，在一篇坏小说里你肯定不会发现这个。而且，一个作家可以写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可是这种声音的跌宕是改变不了的，就像ＤＮＡ密码一样。

比如鲁迅，读出来你就发现，他小说的调子永远像冬天深夜的海面，充满了静静的波涛声，就连绝望也有很强的生命力。用方可寒的话说——在我念完《伤逝》的那天她问我：“鲁迅是不是天蝎座？”我问为什么。她说：“星座书上说，天蝎座的人外冷内热——我觉得蛮像鲁迅的。”其实她说得有道理，可惜，鲁迅是处女座。

再比如张爱玲，她的调子是京戏的调子。乍一听风情万种哀而不伤，其实悲凉和爱都在骨子里。与其说我用我的声音诠释这些不同的调子，不如说这些调子自然而然地把我的声音塑造成了不同的模样。那是种绝妙的体验，对我对方可寒都是。

有一天我照例把书摊在膝头，问一句：“准备好了吗？”

她没有像平时那样用力地点点头，她只是看着我。她真美，她的眼睛幽黑，像两滴深夜。她说：“宋天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怎么你们最近都问我这个？”我笑了。

“还有谁？江东？”

“嗯。”

“其实我是想问你，你这样对我，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江东？”

“我哪有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自己。”

“那就好。”她舒展地笑了，“这样我才能安心。”

然后她说：“宋天杨，我爱你。”

“酸死了你！”我叫着。忍受着心里那由温暖和快乐引起的重重的钝痛。

“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我重新问。

“好了。”

那天我们读的是张承志的《黑骏马》。

好像经典爱情故事总是以悲剧收场，看多了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到底是因为人们偏好绝望的爱情，还是“爱情”这东西本身令人绝望？多年之后，小马驹长成了黑骏马，奶奶死了，美丽的情人老了。

“你知道吗？”我对她说，“第一次看结尾的时候，我都哭了。萨米娅，她简直就是个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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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和天杨（8）

“只可惜这个女神是男人们一厢情愿地造出来的。”方可寒静静地说。

我愣了一下。

“你看，”她来了精神，“所谓‘女神’，就得宽宏大量，就得忍辱负重。宽容的是这些没出息的男主角，忍他们的‘辱’，负他们的‘重’，还不能有怨言，最后被他们感激涕零地歌颂一场才算功德圆满。凭什么？”

“可是——可是这毕竟是一篇好小说啊。写得多棒。你不觉得？”

“当然觉得。我不是针对它，只是，没劲。”她有些窘地咬了咬嘴唇，那是我第一次在她脸上发现一个小女孩的表情。

“那好吧。从明天起，咱们不讲爱情故事了，我给你念一本我最喜欢的书怎么样？只不过长了点儿，得好几天才读得完。”

阿尔伯特·加缪和他的《局外人》就这样姗姗来迟。像所有的名角儿一样，是用来压轴的。

“你知道吗？”我告诉方可寒，“加缪是我除了江东之外，最喜欢的男人。我看过的所有其他小说，不管写得多好，我都觉得那是在描述生活，只有加缪，他不是在描述，因为他的小说，就‘是’生活本身。好，”我凝视着她有点困惑的眼神，“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加缪的调子里充满了短促的，喘着粗气的，荒凉的力量。我的加缪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那里的人说一种就像太阳和荒原*裸相对的、倔强的语言，我总觉得这是决定这力量的直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