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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三，是地方官员或藩属的进献。

地方官员为取悦皇上而将民间子弟蒙骗或强行阉割后进献朝廷之事所在多有，而以唐、明两朝最盛。唐代各道每年都有义务向朝廷进献阉割后的儿童，称为“私白”。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圣历年间由岭南招讨使李千里进献的阉儿。明成祖时，大臣张辅出使交趾时也曾顺便选了一批伶俐俊美的幼童带回京师阉为宦官送入宫中，其中史书留名的即有范弘、王瑾、阮安、阮浪等数人。范弘　娴静清雅，才识过人，而且有一种飘逸的神韵，很得明成祖的喜爱，被破例允许在宫中读书。范弘前后侍奉了几位皇帝，深得他们的宠爱。明英宗曾对范弘超凡脱俗的品行大为赞赏，称他为蓬莱吉士。另外，历史上也有高丽、安南等藩属向朝廷进献阉儿的例子。

以上三种情形尽管与宫刑不同，但对被阉割者而言，他们都是被逼的，本质上与遭受宫刑的处罚并无不同。与之相反的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自行阉割的奇特现象。这种自愿接受净身手术或者干脆自己净身的行为，目的一般都十分明确，即希望通过自宫而入宫做宦官。这显然是由宦官制度以及宦官地位的提高而诱发的一种畸形的社会现象。

宦官从被强行阉割到自己自愿净身，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其中关键在于宦官地位的提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自宫以适君”的竖刁之流，此后大凡是宦官得势的朝代，自宫现象便格外普遍。东汉时期的宦官横行猖獗，势倾朝野，因而多有“腐身熏子”自愿成为刑余者。唐朝宦官气焰嚣张，权势登峰造极，以至能随意任免朝臣、抉立及杀死皇帝，自宫一时竟成风气。明代宦官势力最盛，自宫现象亦最为严重，其中有“已婚而自阉者”；有“熏腐其子”者；有“兄弟俱阉”者。更有甚者，竟有人“尽阉其子孙以图富贵”，其行为绝非“可鄙”二字足以形容，着实令人发指。

尽管都是出于自愿，但究其动机，仍有差别，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因贪图富贵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在阉割时大多都已成年，自宫乃是其谋求富贵显达的自愿行为。

宦官原本是遭人蔑视的贱役，所面对的是生理的缺陷、卑贱的地位、家庭的排斥及社会的歧视，但他们身处宫廷，服侍的是具有生杀予夺之无上权威的皇上，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敬畏之余，人们发现位在贱役的宦官还拥有令人目眩的权势和吃用不尽的财富。于是，世人对宦官的态度由鄙视而钦羡，由钦羡而效仿。一些世代辗转于贫困而无计改变自己命运的人；一些天性懒惰而又不安于本分的人；一些无缘于科举而又祈望出人头地的人，便纷纷自宫而进入宫廷。《清稗类钞》曾记载了清末一个姓张的宦官。他原本是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因参加乡试时被墨污了试卷而又一次落第。他苦思数日而无以遣解，最终愤而自宫，幸得不死，最终辗转入宫做了太监。古代历经寒窗苦读却屡屡受挫的失意文人为谋富贵而自宫的例子并不鲜见，同时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现职官员也多有自残求进者。明代万历年间祸乱辽东的矿税使高淮，年轻时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且娶妻生子，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后来，高淮出任辽东矿税使，横征暴敛，祸害商民，最终因激起民变而被罢免回京。应该说，失意文人与不得志的官员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旦进入宫廷，往往能获得重用。

除了失意文人和自残求进的官员外，更多的则是那些与书无缘因而根本不可能走科举之途的无业游民愿意为求晋身而选择做宦官的这条门径。在这些人看来，一时痛楚难忍的宫刑远比十年或数十年的寒窗苦读要轻松得多。何况一旦入宫为宦就可出人头地，不论身居要职的官僚还是富甲天下的豪族，都要争趋巴结于自家门下，任意支使。这等尊贵，除了皇族以外恐怕便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极致了。

二是为求得谋生之处而自宫。这类自宫者多出身于社会下层，自宫乃是出于谋生及求得一个寄身的地方。

宫刑与自宫（3）

衣食男女固然是人生之自然大欲，但相比而言，毕竟是衣食在前而男女在后。对于许许多多的穷人来说，衣食难继、举步维艰的日子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能混得一份不虞衣食的差使对于他们来说本就不是件容易事，而且事实上有许多陷入穷困之境的男子终生都无法实现娶妻生子的奢望。与其衣食男女都得不到，不如干脆投身宫中，净身为宦官伺候皇帝和后妃，先保住一生的衣食，说不定还有出头之日呢！从清末一些宦官的回忆分析，当时绝大多数的宦官都来自京、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