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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乐趣。

电视最具威慑和破坏性的隐形力量，首当其冲的便是收视率。收视率是来自市场和经济的晴雨表，用以衡量电视对其观点和原则进行营销推广的能力。与其他领域相比，电视领域更屈从于来自外部的压力：需求的制约和市场的表决都对它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在此章将经常引用其研究成果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蒂奥（Pierre　Bourdieu：1930—2002［12］）认为：“对电视这一营销工具需求的满足正是政治化民意调查所产生的蛊惑性效果在文化上的体现。”同样，以拥有评判和选择自由为名，大众总是有理的。收视率由此满足了民主名义下的需要——仿佛应当建立起一种在民意调查、收视率和人手一票的普选之间的关联性！

我们是否还记得，1977年由西德尼·鲁迈执导的影片《电视台风云》中，UBS电视台明星主持人霍华德·比尔（彼得·芬弛扮演）因收视率下滑面临被开除的命运。一天，他在直播晚间新闻时突然宣布要自杀。事件引发轩然大波，被其他媒体争相报道的同时，节目收视率也随之回升。被工具化、被操纵，比尔由此成为那些“声讨虚伪”的所谓“愤怒之人”的“现代预言家”。就像巫师的学徒，这台疯狂而失控的机器最终逃出了操纵者的手掌，比尔在直播时死在了另一个金钱的傀儡——一个恐怖主义头子的枪下。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收视率调查更反民主，因为以料想中的大众趣味作为期待，它必然要将很多节目排除在外。格式化、水准化，降低进入电视的要求，如此，广告和收视率之间的联姻达到了经济意义上的最大回馈。我们都知道法国电视一台于黄金时段转播足球赛时，插播的广告要比所有别处贵得多。

在来自商业的压力下，收视率及其蛊惑人心的逻辑对于良知发挥着独裁的威力，它控制着大脑，尤其是那些需要作出评判的决策者的大脑，使其成为集体性虚伪的化身。此外，在所谓的“思想收视率”中，所有的文化企图也没能逃脱出商业的逻辑。在它的大一统下，没有电视科学，没有真正的高标准文化节目，更不可能有在“黄金时间”播出的具有启发性的辩论。

在阴暗的角落，竞争潜伏着，等待着对手“稍有失误”的节目安排，伺机抓住其中最薄弱的一环以获得自己的利益。在与节目概念和制作相关的所有力量的对比中，它斟酌着广告客户的份量，建构和组织着电视所播出信息的社会版图。

此外，根本不需要存在审查，因为在收视率主导下，一切都为市场服务，一切都成为市场的一部分。在单纯的经济压力下，电视台已不再提供一个调查节目所需的资金，或者已不再看重创作的重要性。“真人秀”和以马路调查为基准的克里耐科斯类（Kleenex）节目，制作费用又少，收视率又高，双赢。当少做和多做得到一样的效果时，为什么要多做呢？

新闻的震中

高收视率的竞赛和为了达到此一目标所必须采取的对突发事件、独家新闻、耸人听闻消息的追逐，在电视新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法国电视一台和二台的每日新闻节目都几乎是在同样的时刻，以同样的方式，报道着同样的消息。竞争的逻辑要求同样的消息来源制造出这个一致化、大众化和平庸化的“传媒模仿性”效果。想知道他们要说什么，需要先知道竞争要说什么。

相互间的观察和模仿使新闻事件中那些可以制造不同的小细节被视而不见，焦点只定位在自我中心式的主角身上，却没有对新闻的影响范围予以全面关注。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我们——那喀索斯式的电视观众——只能导致自我封闭的后果。布尔蒂奥认为，这些节目只制造出“一锅在收视率锁定的人群中循环流通的新闻大烩菜。”此外，电视台播报的那些“不平常”的平常事也能把人弄到头昏眼花，也就是说，将那些迎合预料中的大众平常化期待的新闻，加以编排和戏剧化，夸大它的重要性、严重性和悲剧性特质……只需回忆一下近几年来对社会新闻的处理：郊区的惨剧，事故，生物伦理学问题，佩戴穆斯林面纱，经济危机这样的竞争只会产生刻板症和伪论战，在拜明星和名人私生活所赐的花边消息和流言蜚语中，将生活质素一减再减。

跑开，没什么可说的

收视率、竞争、独家新闻中都隐含着速度的概念，不过，我们能在速度中或全速下思考吗？保罗·维瑞里奥（Paul　Virilio）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位因技术与速度理论闻名于世的学者解释说，他发明的新词“dromosphère”来自希腊文“dro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