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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罢市。上海4O　多家工厂中，工人以支持爱国运动的名义罢工。这场包括各主要阶层并形成群众运动的真正爱国主义运动终于获得了胜利。北京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三名亲日派“汉奸”官僚被革职，内阁宣布辞职，同时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

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引发的政治活动迎来了19　世纪20　年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个时代具有三项主要标志：一党专政的兴起、社会主义思潮的成长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孕育了政治活动的学界激变仍然不断发展，传播媒介日益增多，西方思想得到更为热心的研究，旧的恶习受到更为有力的打击，新的价值观也更多地得到了讨论。这场运动在1919　年5　月4　日之后的一二年中基本上停止了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活动，故又称为“新文化运动”。作为它的宣传媒介，几百份白话刊物此时纷纷面世，尽管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报纸也同样鼓吹新思想，对一切价值取向重新进行审视。包括西方著作泽本在内的书籍出版也骤然增加了。，通过这些方式，由二十几岁的年轻教授和二十出头的年轻学生发起的学界革命迅速地从北大扩展到了全国。不同目的的学会遍地开花。知名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往往由胡适担任口译。罗素也来华讲了一年学。他鼓吹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很广泛的影响。

对旧儒家等级制度的抨击否定了自古以来“三纲”的合理性。这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相应的“忠、孝、节”三德作为国家和家庭专制的支柱也受到了抨击。儒教的反对者抨击了儒教体制下父母的专横、包办婚姻和把成年人当作家庭附庸的现象。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在此期间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可以和西方同一时期争取妇女普选权和平等权利的运动媲美。尽管康有为还像1898　年一样积极鼓吹儒教，当时许多保守派人士试图将儒教定为国教的主张却受到了日益强烈的反对。儒家礼教常被遣责为压制个人的栓桔以不平等社会角色为基础的社会和理沦受到唾弃：鲁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服侍主子的文化；胜利的主子在千万人的痛苦之上耀武扬威。

对孔教的抨击让人们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古代的传统。北大一批“疑古派”的学者对古史的真实性做了再评价。已经退出政坛的梁启超和胡适等人领导了一项涵盖深广的“整理国故”活动，对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做披沙拣金的扬弃工作。他们研究了古代哲学家墨子、中国佛教史、白话小说和有清一代的思想。这种对民族遗产的关注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人对欧洲物质文明幻想的破灭而得到加强。从巴黎和会归来的梁启超深切感受到西方文明在精神领域的破产。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蜕化到崇信物质至上，它已经萎缩、干枯，正在承受着一场由精神饥荒造成的疾病。这一系列的沦争使人们得以评估各种观点的优劣。宗教问题也在讨论之列，有人捍卫它，但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1922　年世界青年学生基督教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对立派学生则在全国范［fi上内组织了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

随着学界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战胜传统秩序，它渐渐失去统一的目标。这个阵营内部分化成厂两大派，一些人倾向于从事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演变，而另外一些人则倾向投身政治行动、暴动和暴力革命。人们主要按照个人气质和出身背景给他们归了类。用实用主义方法重建中国文明是由胡适提出的；他反对多谈“主义”；　不论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其他无所不包的教条。相反，他提出应该把力量集中在研究问题上，要用细致的方法和批判的态度去分析问题。“无所谓彻底解放。解放指的是从这种或那种制度，从这种或那种信仰，为这个或那个个人，赢得解放；它是一点一滴的解放。”这种看法对许多人而言不足以应付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在感觉上也很难令人感到满意。胡适立足教育的长远规划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成效。这一规划只能产生向军阀政府要求保障民权的自由主义宣言，但这不会有什么效果。中国的个人主义者们并无能力实施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上积极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西方自由主义学说来源于西方关于天赋人权和法律至上的理论，但在中国并无能够支持起真正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类似理论传统。相反，在军阀肆虐的中国，未来的自由主义者在能“自私地”要求获得他应得的民权之前，首先必须帮助建设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也是新型爱国思想所要求的。大众关心的焦点一度是如何解放个人，但1920　年之后它又回到更为合乎国情的主题上，即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