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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统辖各地大名。江户时期的所谓大名，是指臣服于幕府将军，受赐一万石以上领地的武士——大名的家臣也有受赐领地的，但其名义上的主家是大名而非更高一级的幕府，所以不能称为大名。大名分亲藩、谱代和外样三个等级，幕府初期约二百家，中后期增长到近三百家，统称“江户三百藩”。

此外，将军直属的家臣，如果封地不足一万石，则被称为“旗本”或“御家人”，前者准予直接谒见将军，后者没有这种资格。旗本多有领地，御家人则只领俸禄，他们全都住在江户，平时充当幕府的行政官僚或警护人员，战时根据封地或俸禄的多少来率领士卒参战。据享保二年（1722年）的统计，江户幕府共有旗本5205人，御家人17399人，连同这些人的家臣部下，战时动员力将近十万。

●农村与城市

根据十八世纪初的统计核算，当时天皇的领地为三万石，皇族、公家的领地七万石，幕府天领约四百万石，直参（旗本和御家人）的封地加俸禄为三百万石，各藩封地共两千两百余万石，此外还有寺社所领有的土地四十万石。这就是整个日本社会上层的基本构成。

那么在社会的下层呢？大小封建主主要的赋税来源是“本百姓”，所谓本百姓就是指拥有一定土地和房产的农民。当时日本农村大多为五六十户人家的小型自然村，村长被称为“名主”、“庄屋”或者“肝煎”，主管户籍登记和收取赋税，主要出身于“大百姓”（富农）和旧的小国人领主。村长下面就是本百姓，本百姓下面还有“水吞百姓”也就是佃农。

江户时代，各种捐税名目繁多，仅年贡就经常超过实际收获物的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是很痛苦的——德川家康就曾经说过想要统治好百姓，就必须让他们吃不饱而又饿不死的话。不仅如此，幕府还规定了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即所谓的“士农工商”制度。

“士”，即指武士，又写作“侍”。江户时代武士的身份标志为允许拥有苗字，可以带刀，如其权威受到平民百姓的损伤，则可以“斩舍御免”（允许当场格杀）。武士内部也分很多等级，比如上士、中士、下士、乡士等等，高级武士经过的时候，无论平民百姓还是下级武士都必须伏地磕头，否则就可能遭到斩杀。幕府还规定，公家、神官、僧侣的身份等级等同于武士。

身份等级的第二级是“农”，也就是农民，江户时代是重农的社会，因为有了农民才有土地产出，才有武士们享受的年贡和俸禄。比农民身份更低的是“工”也即城市手工业者，以及“商”即商人。虽然商人在四个等级中排位最低，但他们逐渐成长起来，掌握了财政实权，到了江户幕府后期，很多豪商甚至比武士更为尊贵和显赫。这些商人把商号当成自己的苗字，按照武士家族的习惯来管理商号，主人和学徒之间的关系和武士团中的“寄亲寄子”关系简直毫无两样。甚至还有很多商人趁着武士家族破产或绝嗣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过继过去，窃得了武士的苗字和家业，幕府虽然多次下令严禁也终究无济于事——只要有活不下去的贫穷武士，只要有腰缠万贯的豪商，有买家有卖家，这种地下交易就是永远无法根绝的。

工和商大多居住在城市中。江户时代的城市，以江户、大坂、京都最为繁华，被称为“三都”。城市居民主要为武士和工商业者，后者主要被分为拥有土地或房产的“家持”和租房居住的“店借”两种。幕府和各地大名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赋税比农民相对要轻（实际上是不如对农业来得重视），所以才会有很多商人暴富，到了幕府末期，甚至出现“大坂富豪一怒，天下诸侯惊惧”的局面。

在“士农工商”等级下面，日本社会中还存在着被称为“秽多”或“非人”的贱民。秽多大多来源于古老的奴隶社会，一般从事处理尸体、屠宰牲畜、清扫垃圾等肮脏工作，或者成为流浪艺人，被整个社会所看不起。幕府严格管理秽多，不允许他们和自由民相往来，而且其身份世代承袭，永远不会被解放（贱民的“解放令”要到幕府灭亡后的明治年间才颁布，但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日本）。非人是临时的贱民，是指十七世纪以后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卑贱职业的贫农或城市贫民，他们的身份虽然卑贱，却并不对整个家族造成影响，并且有可能恢复原本的地位。

●大君邦交

一般认为，江户幕府奉行“锁国”政策，导致近代落后不振，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明清两代并不相同，并且幕府的“锁国”是有一个启动过程的，并非始自德川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