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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义贞叙从四位上职，封地越后、上野、播磨三国。楠木正成叙从五位下职，封地摄津、河内二国。名和长年、千种忠显以下诸人根据功劳大小赏赐不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塔宫很有远见的建议下，特任北畠显家为陆奥守，命其与父北畠亲房一同辅佐皇子义良亲王镇守奥州，任足利直义为相模守，辅佐皇子成良亲王镇守关东——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两个人由于地位重要，都将成为历史的关键。

应该说，这一分封格局还是有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然而由于倒幕战争的迅速胜利，使得积压了数十上百年的各阶层的矛盾并未因战乱而被逐一扫清，只有暂时缓解，然后通过缓慢然而执着的变革才有可能彻底平复。那么后醍醐天皇的改革又将如何评价呢？恐怕只有“天晓得”三个字才可以形容。

当时的日本社会，武士阶层占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和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朝廷公卿本无卷土重来的社会基础，后醍醐天皇之倒幕成功，本是利用了武士阶层和广大百姓对镰仓幕府及北条氏腐败统治的厌恶，那么在天下大定以后，就该建立清明的政治，并且还武士阶层与百姓们安定、富足的生活才对吧。然而后醍醐天皇初靠朱子学得以专政，后来也因朱子学而倒了大霉。

宋代的朱子学于镰仓中期经留学僧传入日本，这种学说鼓吹“三纲五常”、“大义名分”，宣扬掌握王权的“王者”击败有实力的“霸者”乃是正义之举。后醍醐天皇极为推崇朱子学，曾特召禅僧玄惠入宫讲解《新注》，北畠亲房、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等人就都是玄惠的门徒。在朱子学的指导下，似乎只有天皇才是日本真正的统治者，公卿百官是其辅弼，而武士不过是公卿们豢养的看门狗而已——然而历史能退回到幕政以前的平安时代去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后醍醐天皇一复位，就立刻收回皇族和公卿们失掉的土地，恢复他们对庄园的统治，对帮助他打倒幕府的武士们反倒处处设限，很少赏予实际利益。而原本被幕府和各地守护、地头们压榨得喘不过气来的百姓们也并没能从新政中得到好处，甚至后醍醐天皇为了充实国库和扩建宫殿，税收只有更为繁杂、沉重。

于是，所谓的“建武新政”很快就使得原本被压制住的种种弊端，没隔一年就全番暴露出来。失望至极的武士们纷纷聚拢在源的名门足利尊氏身边，怂恿尊氏扫除“恶政”，重新开创一个武士掌权的时代。

由于无论在官职上还是手中的兵力上，朝廷中唯一可同尊氏匹敌的只有新田义贞，所以要想创造出军事上尾大不掉的先决条件，尊氏必须先将屯扎在关东、监视着镰仓的足利直义的义贞拔掉。他计划的第一步是散布传言“义贞是籍尊氏之子千寿王的威名才号令群豪攻破镰仓的”，在朝廷中掀起究竟谁是“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讨论热潮。后醍醐天皇早想拉拢尊氏，于是顺手将“中兴第二功劳者”的荣誉加到了千寿王头上。各国源氏豪族见尊氏势大，又有天皇偏袒，纷纷脱离义贞控制倒向尊氏一侧。义贞是个很情绪化的家伙，负气之下索性带着一族移住京都——从此，关东地区彻底变成了足利一门的天下。

“中先代之乱”和尊氏的反乱就由此揭开序幕。

●足利尊氏的反乱

大塔宫护良亲王早在中兴初期就预见到了尊氏可能发生的叛乱，所以特意在尊氏封地的关东插进了一个新田义贞，又在他背后的奥州安上了一个北畠亲房，而既忠实可靠又足智多谋的楠木正成则被封在京畿，他的封地摄津、河内好象巨人的双臂般拱卫着天皇所在的京都。另外，虽然尊氏被封在关东，却只将足利直义放在镰仓镇守，他本人则以辅政之名被栓在京都坐冷板凳。尊氏在京都举步维艰，根本没有机会的造反，自然恨透了大塔宫，于是在逼走义贞后，矛头立即指向大塔宫。

建武元年〔1334年〕十一月，因为大塔宫暗自招兵买马，以防变局，尊氏见机会来到，遂上奏诬其谋反，愚蠢的后醍醐天皇“当机立断”拘捕了大塔宫，并讨好似地送往镰仓关押。

就在尊氏万事俱备的时候，最后的一线东风也终于来到了——早在元弘三年〔1333年〕，不甘失败的北条余党就拥立旧执权北条高时的次子北条时行为总大将，在信浓的诹访掀起反旗，到了建武二年〔1335年〕七月初，这支叛军居然连战连捷，直致攻破镰仓。足利直义杀害了被囚禁的大塔宫，然后保护着成良亲王逃往骏河。

足利尊氏得到了这个天赐良机，急忙上奏后醍醐天皇，要求竭尽忠义，亲自出马讨伐北条乱党，并在还没得到正式诏命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