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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推敲。在正史（《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的记载中，没有注明是哪位官员向文帝提出了册立太子的建议。

如果说是这位官员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朝臣的话，那么，这么大的事情通常应该有重量级的大臣，在当时如周勃、陈平、灌婴等人参与意见。

但在整个事件中，与文帝进行言辞往复的，只是一个含糊的名称——“有司”，就是某位官员的意思。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这个“有司”也是文帝安排的“枪手”。正因为是自己安排的枪手，而且还没有在群臣中进行哪怕是小范围的讨论，文帝才敢如此大胆地放出冠冕堂皇的话来进行一番“火力侦察”。

君、臣之间的言辞往复全过程都在文帝的掌控之中，“火力侦察”的结果令文帝长舒了一口气：还是“有司固请”，册立皇长子刘启为太子，即后来的景帝。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开国重臣们，尤其是陈平、周勃这样的“平吕”功臣之高明之处，恰恰在于没有参与册立太子的讨论。他们刚刚通过政变把文帝扶上大位，如果再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评头论足，则无异于自取灭亡。

在一个组织中，无功的人追求立功，但功高者却要想尽办法避免“功高震主”。因为一旦“震主”，则必然“身危”。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帝在这场对白中也鲜明地流露出他思想深处的“忧天下”情怀。以他一生的表现来看，这种情怀的流露绝非是在刻意做秀。

公元前179年，即文帝元年五月，文帝下了一个倡导“言论自由”的诏书，废除以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以广开言路：“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首开“言论自由”的先河（2）

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位倡导“言论自由”的皇帝。

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官员们的上书。据说他在从寝宫到朝堂的路上，如果有人把上书文牍报上来，他还会专门停下来认真阅读。

在废除诽谤、妖言治罪的条法之前，他还专门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

一个政权，除非处于全国性的混乱或战争状态，对民间言论自由的开放程度，往往折射出执政当局的自信程度。不自信的执政者是不敢开放民间言论的。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背后，便折射出这个关外的游牧民族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明发自内心的畏惧。

文帝的自信与勇气，源自他心忧天下的情怀，与父亲高祖刘邦和孙子武帝刘彻有所不同，后者则是源自骨子里的慓悍与强势。他们二人身上都有鲜明的“自我”色彩，常常以一己之“小我”，抑制众生之“大我”，因此屡有暴行或暴政。

文帝则不然，他把自己的“小我”完全融入到天下的“大我”之中，并在“润物细无声”中推动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

老子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之在天下也；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这里的“心”字，便是自我的意思。

文帝开创的“言论自由”的传统，一直被他的后世子孙坚持了下来。虽然最后演变成了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但它毕竟成为西汉王朝的政治文化中最具价值的元素之一。

清朝学者赵翼对贾谊、刘向、谷永三人上书中无所忌讳的措辞用语而惊叹道：“此等狂悖无忌讳之语，敌以下所难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谴怒，且叹赏之，可谓盛德矣。”（《廿二史札记》卷二之“上书无忌讳”条）赵翼的感叹应该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自己就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5年），匈奴大举入侵，文帝派宗正（负责宗室及贵戚事务）刘礼屯兵霸上，祝兹侯徐厉屯兵棘门，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奉命屯兵细柳，共同卫戍京师。

文帝亲自前往劳军（慰问或视察）。

皇帝的先导部队行至周亚夫的军门，却被披甲执兵、弓弩上弦的军士挡在门外。先导官说：这是天子的先导部队，陛下马上就要驾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