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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样的“完美”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政治的本质是强制性的权力服从。如果有了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好，便会被理解为“关怀”，否则便是“巴结”，与“乞讨”没有什么区别。管理者不是游方的和尚，不能乞求同僚或下属的“施舍”来施行其政务。

史家在治史的同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他本人或他那个时代的某种“价值观倾向”，为历史罩上一张无形的“镜片”，让后世的读者不知不觉地透过它去看历史中的人和事。而这些人和事在进入读者的视野时，便被史家既定的结论定格在荣与辱的坐标之上。这种“价值观倾向”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偏见。

按正常的逻辑，应该是历史事件成就了历史人物的本质。但透过史家的“镜片”，反倒成了这些事件在暗中为某种先验的本质做演算，从而使后世读者对的阅读过程，是不约而同地遁着史家精心编织的语境来求证其事先准备好的偏见。

这样的治史方式和读史方式，显然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幻想性错觉（Pareidolia）”。

“幻想性错觉”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它是指在人为的主观想象之下，人们往往会改变感知到的事物之本来在面目，或者添油加醋地产生对事物真相的歪曲认知。

比如2008年初，美国宇航局“勇气”号火星车拍摄的一张酷似人脸的火星地貌照片就曾经令我们浮想联翩。许多人把它和外星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我们太希望了解外星人了，甚至总在潜意识里期待着某种高智能的外星生命能够奇迹般出现在遥远的星球上。

如果把“幻想性错觉”用于人们对待历史的心态上，依然恰如其分。

历史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共同记忆。但是，史家的“镜片”，让历史上的人和事，远离其本来的真相，被某种“价值观倾向”渲染成一幅幅绝对而先验的“众神谱”，无论好与坏、能与庸、贤与不肖，都会脱落得近乎“神奇”。

历代史家不约而同的“造神运动”，正是文化的可悲之处，也是这个共同记忆的可怕之处。

我以为，只有首先把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重新都回归到普通人的层面，才能在阅读和思考时最大限度地摆脱这张“镜片”带来的错觉或困扰，才能在或远或近的历史与我们身处的现实生活之间找到一脉相承的通道，才能真正做到“以古鉴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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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错了对象的“宅心仁厚”（1）

我们既不应该任凭史家“镜片”的摆布，武断地把首辅王凤定格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奸臣，同样也不应该把成帝刘骜简单地想象为一个不可理喻的混蛋昏君。

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不可能容忍平庸者君临天下。皇帝必须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否则便不可能摆脱非庸即昏的宿命。

刘骜原本只是一位天资平平的普通人。他的智商、勇气和潜质都不足以胜任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统治者，但历史偏偏把他推到了这个位置上，然后再无情地把他钉上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这正是刘骜，也是历代“昏君”们最令人同情的悲剧之所在。

不仅如此，封建帝国的治理结构还不可能允许皇帝享受正常人的感情生活，亲情或爱情，甚至连对人的同情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负担或软肋。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种治理结构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儒家学说却喋喋不休地告诫皇帝们，对至亲要深怀“仁爱”之心，无论他们犯下多么滔天的罪行都不能诛杀，否则就会沦为一位恩断义绝的“失德”之君。

成帝其实就是在这样的说教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　“仁孝天子”，但正是这样的“美德”加剧了他的失败。

王凤去世以后，帝国中央失去了一位强势的首辅，王氏外戚集团失去了一位正直的“家长”，再没有人能镇得住王氏侯爷们了。他们开始无所忌惮地奢靡腐败。

成都侯王商得了病，竟然向成帝借明光宫，要去那儿避暑疗养一番。他在自家府第中挖了一个硕大无朋的人工湖，没有水，便把长安城的城墙穿了个大窟窿，硬是把城外沣水河引了进来，然后便在湖中“立羽盖，张周帷”，让执桨的船工们成天高唱流行歌曲（越歌）。

成帝某日临幸成都侯府，发现了自己的五舅竟然敢穿城引水，心里非常不爽，但隐而未发。

他随后又到了曲阳侯王根的府第，发现这位七舅更加放肆，居然将府中的土山渐台修得跟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