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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宫嫔妃和皇帝身边的音乐家们无人能为，但定陶王刘康却能轻松做到。元帝对他的这手绝活大加赞叹，不止一次提及此事，“数称其才”。

刘康系元帝宠妃傅昭仪所生，此人确实多才艺。元帝好几次都想改立他为太子，时常令他“坐则侧席，行则同辇”。

傅氏原本只是昭帝上官太后宫中的一名才人。元帝即位前便和她好上了，即位之后又专门为她设置了一个新的嫔妃品级——“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与外朝丞相的等级相同。

大臣们对元帝更立太子的意图深感忧虑。当然，最忧虑的还是太子的生母王政君和大舅王凤，原因不言自明。王政君此时虽然贵为皇后，在元帝跟前却说不上话。她这个皇后只是“荣誉职务”。他仅仅因为当年生下了皇长子刘骜（字太孙），才得以母仪天下。

宣帝生前也很喜欢这个皇长孙，亲自给他起了“名”和“字”，还常常把他带在身边。仅从刘骜的“名”和“字”中，便不难看出宣帝“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味道：“骜”字是“千里马”的意思；“太孙”则是“最尊贵的孙子”之意。从字面上看，“太孙”与“太子”相比较，只有辈份的区别。

面对这种危局，精明的王氏家族转而向史丹寻求支持，并和他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史丹在元帝的心目中，是一位亦臣、亦友、亦亲的心腹之臣。由他来保全太子，不但有足够的实力，而且名正言顺（元帝本人曾亲自下诏要求他“护太子家”）。

表面大大咧咧其实心思缜密的史丹，也在密切关注着元帝的动态。这一次听到元帝如此频繁地夸奖刘康，他便敏锐地感到了不祥的苗头。于是进谏道：皇太子“敏而好学，温故知新”，才能真正称为“有才”；如果用音乐才艺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那么后宫乐伎都在丞相匡衡之上，完全可以取代他做丞相了。

一句话便把元帝的噎住了——也只有史丹敢这么说话。元帝竟然一时语塞，尴尬地干笑了几声。

元帝本想“借题发挥”，再次释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试探一下朝中大臣及左右近侍们的反应。只不过他这一次借的“题”实在太牵强，明显有点儿站不住脚，才被史丹给挡了回去。

但元帝并没有消除对太子刘骜的反感。

中山王刘竟是元帝最小的弟弟，从小便和元帝一起长大，读书和玩乐都在一起，兄弟二人的感情非常深。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刘竟去世。元帝非常伤心，便派刘骜以太子身份代表自己前去吊孝。

刘骜面见元帝时却面无哀戚之容。元帝一下子便火冒三丈，愤然说道：“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者乎！”

联想起前一段时间自己对刘康的“借题发挥”被史丹挡了回来，元帝更加恼火，便把史丹召来，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通。

元帝本想利用这次机会再次放出更立太子的信号，看看史丹还有什么话可说。史丹免冠谢罪道：臣看陛下对中山王去世过于悲痛，担心这样下去陛下会影响陛下身体；正好遇到太子进见，臣便专门叮嘱他不要当着陛下的面流露悲伤之情，以免让陛下太伤感。这都是臣的错！臣罪该万死！

元帝相信了史丹的托辞，怒意稍解。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元帝的健康每况愈下。但他每次病重，都是傅昭仪和刘康母子二人伺候在左右，刘骜很少能够进见。

身体稍有好转，元帝便多次心事重重地向尚书询问景帝当年更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的先例。这显然是又在释放更立太子的强烈信号。

皇后王政君及其兄王凤（时任卫尉、侍中）、太子刘骜三人均忧惧不堪，不知所措。王凤又向史丹求援。

作为元帝的心腹之臣，史丹自然有资格进宫探视病情。这样的资格大概只与当事人和元帝之间的私人感情直接相关，与名义上的身份或官职没有太大关系。

他瞅准了元帝一人独卧的机会，径自来到他的病榻前，跪伏在青蒲席上，涕流满面地说：皇太子已经立了十有余年，“天下莫不归心”；如今见定陶王受陛下宠信，便有人四处造谣，说是他有可能取代太子。如果真是那样，公卿大夫们必定会殊死进谏，不肯奉诏。臣愿意做第一个死谏之臣，请陛下这就赐臣一死，以示群臣！

元帝向来优柔寡断，在更立太子的问题上又始终举棋不定。经史丹这么一说，他便彻底放弃了废立之意，喟然长叹道：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而太子和两个皇子年纪又小，叫我如何不挂念他们？但从来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