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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旗帜”（3）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