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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再嫁问题上加以限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女子不许再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女子再嫁者比比皆是。

汉初开国丞相陈平，年轻时家里穷，长大了，也没有人来提亲说媒。娶不上老婆的他，不得已娶了一个嫁过五次，而且丈夫都死了的寡妇为妻。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的老婆卓文君也是寡妇，卓文君的丈夫刚死不久，她闻司马相如琴声而心生爱慕，两人最后还浪漫地私奔了。

东汉时，文学家蔡邕的女儿蔡文姬的第一个丈夫卫仲道死后就回到了娘家，后又在战乱中被南匈奴虏去，成为左贤王之妻。在其被掳的十二年，她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战乱平息之后，曹操做了丞相，曹操与蔡邕交情深厚，感慨老友无子女成欢膝下，女儿又流落异地，于是以重金将蔡文姬赎回，并亲自主持婚礼将其嫁给了董祀。蔡文姬连嫁三次也没有遭到非议，相反，她还因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的范晔纳入到了《后汉书·列女传》中。

《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因与婆婆不合被丈夫逐出家门，回到娘家之后，又有众多提亲者找上门来。可见，在当时，妇女再嫁，即使是被夫家逐出家门的女人再嫁，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

可以说，那个时期的中下层人家的妇女再嫁还是比较自由的。甚至那时的吕后、文帝、成帝、哀帝均会定时放出宫女，允许她们再嫁过新生活。

三国时期，社会上对妇女再婚的看法承袭了汉代的宽松与理解。吴主孙权身边有个得宠的妃子徐夫人，她就是丧偶之后才被孙权看中的。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原本是袁绍的儿媳妇，袁绍被曹操打败后，曹操见甄氏聪明贤惠，便为大儿子曹丕娶了她。

西晋统一全国后，晋武帝多次颁布诏令，禁止跨阶层通婚、严明嫡庶之分。对孀妇改嫁问题，统治阶层更加频繁地赞扬贞节烈女，但在民间妇女改嫁者仍屡见不鲜。

西晋后期，北方多个少数民族大规模南下，起兵作乱，整个中原地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达130多年的分裂割据、相互混战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内，社会生产倒退、人口锐减，文化也停滞不前，儒学处在相对低潮的发展阶段。

混战动荡的社会环境，却难以阻挡各民族的逐渐融合。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粗犷、不拘小节，这一时期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比较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普遍对妇女的贞节并不怎么看重，东晋时甚至出现了女子休夫的事件。至于那时妇女再婚，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千年坎坷再婚路（3）

到了梁代以后，南方地区儒家思想重新兴盛，统治者对贞节烈妇的宣传也开始升级，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被慢慢地改变了。与此同时，北方地区即使在长期战乱时期，对妇女节义的宣传也从未停止过。

到了隋唐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高涨，思想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同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结合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因此隋代和唐朝初年，缠在妇女身上的重重枷锁总算稍稍松懈了下来。隋唐时期，社会舆论和官方立法对妇女再婚的问题显得非常宽容，唐太宗还曾经颁布诏文，鼓励再婚。

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唐朝皇室自身对女子改嫁曾经丝毫不在意。据《公主传》记载，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有二十九人改嫁，其中五人甚至嫁了三次。著名的襄城公主、太平公主都曾经改嫁过。

一言一行均为天下典范的皇室皆如此，民间更不必忌讳。大儒生房玄龄、韩愈的夫人或女儿都曾经改嫁。可见当时“女无再嫁之文”的古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人们抛到脑后去了，即使是主张道德文章正统的知识分子也不拿改嫁说事儿。

与此相对应的，男子甚至是贵族男子娶再婚女子都不以为耻。众所周知，武则天原本是太宗的才人，正式的嫔妃，结果被高宗立为皇后。杨贵妃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的王妃，却改嫁玄宗。这些在后人看来属于*的行为，却在唐朝皇室公开的存在。至于朝廷命官、知名人物的再娶再嫁更是司空见惯。

尽管唐代妇女再嫁并非难事，但对丧偶妇女再婚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比如，唐代法规中规定在父母、丈夫丧期嫁娶者要入狱三年。另外，虽然社会规范没有大力提倡妇女守节，但如果妇女本人愿意终身不嫁，唐朝法律予以保护，规定除父母、祖父母之外，任何人不得强迫守节女子改嫁，否则要入狱一年。

妇女在唐朝的地位之高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对女子再婚的宽容自然也空前绝后。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