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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的美誉。新沙逊集团从事鸦片贸易，通过二十余年的垄断经营，也暴富起来，与其他15家洋行合伙成立了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9世纪80年代以后，又投资于房地产，先后建立了###大厦、毕卡第公寓（今衡山路）、巍峨宏丽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等名闻一时的豪华房地产，俨然是上海滩的地皮大王。

外国洋行之垄断鸦片经营（3）

哈同洋行在贩卖鸦片致富以后，也在上海、南京一带炒卖房地产，在静安寺建有占地170余亩的爱俪园（又称哈同花园，其址今为上海展览馆）。1931年，哈同死时，其遗产计有土地460余亩，房屋1300余间，总资产高达1亿7千万银元。一个两手空空的犹太青年，在中国贩卖烟土之十余年，一跃而成为一个屈指可数的大富翁。

鸦片贩运毕竟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业，因此，英国一些洋行的老板们发财以后，往往携带大量财富回国，购置田产、开办工商企业，企图使自己变成绅士；一些洋行则扭转经营重点，通过经营合法而体面的产业，遮盖其邪恶的生意，以树立新的形象。这一切似乎说明，鸦片经营者在致富时不顾道德、良心，通过销售害人的鸦片发不义之财，但他们的灵魂也遭受着正义之剑的审判，难于心安理得。

然而，道德之审判究竟是虚无缥缈的事儿，大鸦片贩子有钱以后，才幻想打扮一下自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在贩卖鸦片之时，却一心一意、想方设法多销售，多让人们吸食。正因如此，有些鸦片贩子竟然胡说什么鸦片无害，像饮酒一样，只是个人的小爱好。1839年英国有人在澳门的报纸——《澳门新闻纸》上撰文，公然宣传鸦片像饮酒一样无害，或竟能使人长寿。文章写道：“鸦片贸易，英国人带到中国，每年约有一千二百余万棒（镑）银。……以食鸦片之人亦不少，亦未见其毒害。都鲁机（编者按：今译土耳其）之人，食鸦片甚多，人人皆勇壮。在英吉利国之人，食鸦片亦多，并未见变成禽兽。现在英国有一人，可以为证。如威尔吗科吐食鸦片甚多，一生壮健，寿至八十岁。”这篇文章，不仅胡说鸦片无害，而且在文末还威胁说，中国如禁烟，英国即可夺为殖民地。“中国系地上至弱之人，印度之人亦不似中国之弱，当日取印度，我等北边之兵没有多少，即可夺为属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419页）言外之意是：中国不如印度，更易夺为属国了。鸦片贩子，完全是一副殖民者的嘴脸，什么道德、良心也不讲了。美国人亨脱尔在中国贩毒四十余年，可谓老鸦片贩子了，他对鸦片之害应当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但为了贩卖，竟恬不知耻地胡说：“吸鸦片这种习惯，和我们有节制的饮酒是一样的。至于和美国、英国所使用的烈酒及其害处相比，那么鸦片的害处是很微小的。”亨脱尔口出狂言，胡说八道，竟公然声称鸦片之害小于烈性酒，真是弥天大谎。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言乱语，而是言之有据，亨脱尔将上述鬼话当成自己在中国四十年贩毒的经验所得。他说：“这（上述谎话）是我在广州、澳门和香港居住四十年所积的亲身经验。”（绍溪：《十九世纪美国对华鸦片侵略》，第49页。）这时，鸦片贩子是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了。

中国早期的鸦片走私贩卖（1）

鸦片最早由东南沿海输入，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得吸食鸦片风气之先，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便开始了非法的走私与合法贩运的鸦片生意。以潮州籍人士为主的闽广商人，始终是鸦片销售的主干，他们的走私活动，使鸦片蔓延到全国各地。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了，闽广商人又开设烟土行、烟土店等所谓的“小同行”，推销着鸦片。

如上章所述，外国鸦片商人将鸦片运到广州，停泊在伶仃洋一带。十三行及一些所谓钱店与洋人签订了购买合同，然后雇佣快蟹运入城内的仓库中。这些商人，是大的包买商，即“大窑口”。这些大的包买商遍布广州附近的澳门、虎门、黄埔一带，有十几家之多。他们的资本相当雄厚，多的达上百万元。在大的窑口之下，还有一些分销商，即小窑口。他们资本较少，多者达十余万元、几十万元，主要负责在一个地区，一个县分销鸦片，将鸦片卖给烟馆和熟膏店，或者直接卖给鸦片吸食者。当时，在广东、福建，这种小窑口遍布城乡，已经形成一个销售网络。

广州口岸及闽广沿海各海口走私而来的鸦片，在福建、广东销售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则通过闽粤商人销往全国各地。闽粤鸦片商人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鸦片走私到全国各地的。从海路销售鸦片，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