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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中，大众传媒的覆盖面一方面变得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又变得越来越小。像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美国报》这种新形态的传播媒介拥有更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其传播的辐射面变得更为宽广。针对特定读者群的杂志、录像带的销售和有线电视服务则是窄播的例子，所迎合的是特定的较小人群的口味。所以大众传媒在这段时间内变得既大又小。

在后信息时代中，大众传播的受众往往只是单独一人。所有商品都可以订购，信息变得极端个人化。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其受众从大众到较小和更小的群体，最后终于只针对个人。当传媒掌握了我的地址、婚姻状况、年龄、收入、驾驶的汽车品牌、购物习惯、饮酒嗜好和纳税状况时，它也就掌握了“我”——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单位。

这种推理完全忽略了窄播和数字化之间的差异。在数字化生存的情况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子集”。

“我”包含了一些在人口学或统计学上不具丝毫意义的信息和事件。你无法从我的岳母住在哪里、昨晚我和谁共进晚餐，以及今天下午我要搭乘几点的班机到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去这类事情中，找出关联性或统计学上的意义，并且从中发展出适当的窄播服务。

但是，这些与我有关的信息却决定着我想要的新闻服务可能和某个不知名的小镇或某个没什么名气的人有关，而且我也想知道（今天）弗吉尼亚的天气状况如何。古典人口统计学不会关注数字化的个人，假如你把后信息时代看成超微的人口统计学或高度集中化的窄播，那么这种个人化和汉堡王（BurgerKing）广告词中所标榜的“按你喜欢的方式享受汉堡”（HaveltYourWay）没什么两样。

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这回我们谈的不只是要选什么汉堡佐料那么简单，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与人就好比人与人之间因经年累月而熟识一样：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和人与人之间的默契不相上下，它甚至连你的一些怪僻（比如总是穿蓝色条纹的衬衫）以及生命中的偶发事件，都能了如指掌。

举个例子，你的电脑会根据酒店代理人所提供的信息，提醒你注意某种葡萄酒或啤酒正在大减价，而明天晚上要来作客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很喜欢喝这种酒。电脑也会提醒你，出门的时候，顺道在修车厂停一下，因为车子的信号系统显示该换新轮胎了。电脑也会为你剪下有关一家新餐馆的评论，因为你10天以后就要去餐馆所在的那个城市，而且你过去似乎很赞同写这篇报道的这位美食评论家的意见。电脑所有这些行动的根据，都是把你当成“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可能购买某种牌子的浴液或牙膏的群体中的一分子。没有空间的地方

后信息时代将消除地理的限制，就好像“超文本”挣脱了印刷篇幅的限制一样。数字化的生活将越来越不需要仰赖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甚至连传送“地点”都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

假如我从我波士顿起居室的电子窗口（电脑屏幕）一眼望出去，能看到阿尔卑斯山（A1ps），听到牛铃声声，闻到（数字化的）夏日牛粪味儿，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几乎已经身在瑞士了。假如我不是驾驶着原子（构成的汽车）进城上班，而是直接从家里进入办公室的电脑，以电子形式办公，那么，我确切的办公地点到底在哪儿呢？将来，休斯敦（Houston）的医生将可以通过电信和虚拟现实的技术，为远在阿拉斯加（Alaska）的病人做精细的手术。尽管在近期内，脑外科手术仍需要医生和病人在同时同地才能进行；但是，脑力劳动者的许多活动，由于较少时空的依附性，将能更快地超越地理的限制。

今天，许多作家和理财专家发现到南太平洋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上写稿或理财不仅可行而且更有吸引力。但是，像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却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摆脱对时空的依赖，原因是本土文化抗拒这种趋势。举个例子，日本之所以不肯实行夏时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那里的上班族一定要“天黑”以后才能下班回家，而且普通工作人员一走要上班比老板早来，下班比老板晚走。

在后信息时代中，由于工作和生活可以是在一个或多个地点，于是“地址”的概念也就有了崭新的涵义。

当你在美国联机公司、电脑服务公司或奇迹公司开户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但不知道它实际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享受的是美国联机公司的服务，则你的互联网络地址是你的标识符（in）再加上知道现在人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