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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但是周恩来用大部分时间——1小时45分钟——会见美国运动员，他告诉他们：“我们翻开了中国和美国人民关系方面的新的一页。”他对美国记者说，现在美国记者可以“分批来”。

在美国球队离京去香港的当天，尼克松总统宣布放宽已有20年之久的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北京则恢复同华盛顿和伦敦的电话联系。可谈的事实在不少；又过了不到两星期，以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一个总统专门委员会建议，如果能够找到保留国民党席位的办法，就可以接纳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已在着手制定，访问时，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总统本人前往进行国事访问。

7月初，基辛格飞往亚洲，官方宣布是前往西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举行会谈。基辛格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了90分钟会谈后，宣布改变日程，说他要到拉瓦尔品第以北38英里的山区休养地纳蒂亚加利去度几天工作假日。基辛格此行并没有特殊的报道价值，因此，叶海亚政府宣布基辛格因稍感不适将在休养地多住一天时，对此事进行采访的记者也没有产生什么好奇心。基辛格被认为得了亚洲痢疾——“德里肚子疼”——美国大使馆为了鼓励这种说法，还放出空气说，已经派了医生去给他诊治。一个记者提出，总统顾问住在拉瓦尔品第有空调设备的旅馆里岂不更舒适一些。大使馆发言人回答说，基辛格不愿由于自己生病去麻烦首都的什么人。

实际上，基辛格和三名助手已驱车到拉瓦尔品第机场，登上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去了。7月9日中午，他们在中国首都郊外一个荒凉的机场上着陆。他们由汽车送到靠近湖边的一座宾馆，在那里吃了午饭，到下午三四点钟，周恩来便来会面。星期五夜、星期六晚和星期天早上，他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由于中国人殷勤招待，这位总统顾问体重增加了五磅，之后，在他仍然被认为因肠胃病卧床时，他又飞回巴基斯坦，在别去两天半后，重新和代表团其他人汇合。再也听不到北京广播电台咒骂美国官员是强盗和走狗了。基辛格的中国之行五天以后，尼克松总统乘直升机从圣克利门蒂飞到洛杉矶郊外的伯班克电视台，发表了震惊世界的四分钟讲话。他宣布，他已被邀访问红色中国，而且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在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减少紧张局势、改善关系，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至于国民党，总统说，同北京“争取新的关系”，不会“牺牲我们的老朋友”。

这是他无法实践的诺言。他想让“两个中国”同时参加联合国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联合国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于驱逐台湾代表团，就这一点就足以使它最后做出断然处置。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接纳北京，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美国保守人士当天从电视上看到的丢脸情景，这在艾奇逊、杜勒斯掌握美国外交政策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互相拥抱，坦桑尼亚人在会场通道里跳起舞来。华盛顿反应强烈，恼怒万分。巴里·戈德华特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把联合国大会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类的地方”。宾夕法尼亚州的休·斯科特轻蔑地谈到像坦桑尼亚那样的“赶时髦热裤的小国”。总统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谴责了“某些代表在投票后令人震惊的表演和不加掩饰的狂欢劲头”。但这些不过是政治上的仪式而已。事实是，蒋介石一直以“大国”自居的地位，从中国人在名古屋对格伦·科恩做出和解姿态时起，就已注定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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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克松通过电视广播，宣布他要访问北京正好一个月之后，他又在广播中宣布了有关另一重大措施的消息，这一回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确需要想想办法了。美国已开始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那时，由于胡佛总统顽固地相信亚当·斯密和约翰·司图亚特·穆勒的经济学说，使得已经步履蹒跚的美国金融更加寸步难行。尼克松对这两个人的学说也口头上表示赞同，但在实践中他却绝非不肯灵活。《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评论说：“直到最后关头，总统总是墨守陈规。而当具体情况使他不知所措，或他自己改变了主意时，他便决定采取行动，那时什么东西也不用想长期阻碍住他。他会抛弃自己的哲学、诺言、说教、朋友和顾问。他走出一种生活进入新的世界，不作任何解释，连头也不回。”这种做法有时使人很为难，但是在1971年的8月，美元摇晃在灾难的边缘，却是使人为之振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