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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