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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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