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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处理完政事，便来到太宗寝宫照看太宗，医药膳食，亲自过问。太宗让他出外游观，他推辞，说自己宁愿“奉至尊、居膝下”。太宗非常高兴，在自己的寝殿侧安置了一处院落，让李治居住。李治昼夜不离地伺候父亲，甚至数日不食，连头发也白了许多。太宗感动得直流泪：“我听说古代的孝子，莫过于文王，但你这几天为了我头发都变白了，你真是比文王还有孝心啊！我死而无憾！”

………【李治“昏懦”吗】………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52岁的一代英主唐太宗长逝于终南山的翠微宫。六月初一，22岁的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即大赦天下。

唐高宗是一个很尴尬的角色。在他前面，有太宗以及贞观之治的耀眼光环，与他并驾齐驱继而作他身后的是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女皇武则天，高宗李治差不多被历史忽略了。

对于高宗的当政，过去人们常以“昏懦”二字予以评价。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其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昏懦”之君吗？

先来反驳前一条理由。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明君，如果说只要才智不如他，就要被冠之以“昏”字，那实在是太苛刻了。事实上，高宗的天赋虽然不高，但经过太宗多年的苦心培养，毕竟掌握了一些治国本领。

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继续推行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高宗非常勤于政事，确有治理好国家的愿望，也鼓励大臣们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多提意见，并能接受正确意见。善于纳谏成为他弥补天赋不高的重要措施。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臣下说：“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摇役征发。”高宗虚心采纳。

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的颁布，完善了贞观法制。而且，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比较疏阔的。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如此低的犯罪率正是高宗统治平稳的极好佐证。

在对外关系方面，高宗所取得的成绩是超过其父太宗的。太宗大军亲征，徒劳无功。而后来高宗派大将苏定方、李勣（即李世勣）和刘仁轨、薛仁贵经营辽东，最后兵围平壤，凯旋班师，并在辽东设立九都督府。后来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与唐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显然，高宗完成了太宗没有实现的梦想。

这里还有一组铁的数据：贞观时期全国人口不满300万户，永徽三年（652），全国人口便增加到380万户（在古代，统治者治国得当是人口增长的必要前提）。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

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因此“永徽（高宗年号）之政”不仅仅是过去人们所评价的“有贞观之遗风”，而是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一个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的君主，一个使国家疆域不断拓展、国力不断增强、民族关系不断改善的君主，怎么能用“昏懦”二字来评价呢？

唐高宗虽然生性宽仁孝友，但并不代表他在政治上是懦弱无能之辈。李渊生22子，太宗生14子，这些皇室成员往往仗势欺人，横行不法，欺凌百姓，胡作非为。李渊的小儿子腾王李元婴与太宗的七子蒋王李恽都是搜刮民财的能手，四处盘剥、掠夺，民愤很大。在一次普赐诸王时，李治说：“腾王叔叔和蒋王哥哥都善于自己经营，我看就不必赐给财物，只赏给他们两车麻，让他们回去做串铜钱的绳子吧。”李治虽没有严厉地惩罚他们，却使他们当场出丑，大失脸面，体现了赏罚分明的态度。

高宗在处理涉及皇帝权威和危及皇位稳固的事件中，没有一丝昏懦和畏手畏脚。最典型的例子是永徽三年（652），他处理宗室近属的谋反事件。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