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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进程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会对寻求和平产生某些作用的外部机会，我承认机会的确很小，但我要利用这一机会，因为结果将很重要。

总统勉强接受了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建议，他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得克萨斯的圣安东尼奥发表了一个以宾西法尼亚方案为基点的讲话，该讲话被称之为圣安东尼奥方案。这个讲话比以前美国发表的公开声明更进了一步。它提出如果我们得到私下的承诺，保证停止轰炸会立刻导致建设性的谈判，同时北越将不会利用停炸的机会向南方增加人员和物资的输送，我们就会停止轰炸。

总统的讲话并没有感动河内。当赫伯特·马尔科维奇在十月二日会见梅文蒲时，北越的总领事说，讲话是“对他们的侮辱。”

河内继续抨击我们的许诺是有条件的——视能否“推动建设性的谈判”为准。我们也拒绝改变措词，尽管我曾提出这并不很重要，即便我们停止了轰炸，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重新开始。但是，如果北越并无诚意，我说什么都没用，政府中的争论仍在继续进行，意见并不比以前更统一。

十月十八日，我们开会讨论是否要放弃宾西法尼亚通道，迪安·腊斯克、尼古拉斯　·卡曾巴赫、沃尔特·罗斯托、马克斯威尔·泰勒和亨利·基辛格从不同角度论证应使它保持畅通。总统顾问阿贝·福塔斯和克拉克·克利福德敦促关闭它。我坚决反对。我相信，如果我们停止轰炸，对话随后就会实现，一些存在的可能性会导致争端的解决。而在今后的十二个月中我们必须推动问题向最终解决靠近，因为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不会持续太久。总统指示亨利·基辛格，向北越转达我们坚持寻求对话的愿望，同时也表示了我们对其近期反应的不满。

十月二十日，梅文蒲拒绝会见雷蒙德·奥布拉克和赫伯特·马尔科维奇。他说：“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谈，形势正在恶化，没有理由再对话。”这标志着宾西法尼亚通道使命的完结，但它却为一九六八年谈判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

第二天，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两万名愤怒的反战示威者在五角大楼前游行，决心要关闭它。

我们事先已得到了要游行的消息。九月二十日，总统召见我和其他几个人商讨如何处理。我告诉总统我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五角大楼没有任何自然屏障，这样一座庞大的建筑——当它在二战中被建成时，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楼——被柏油马路和数英亩草坪环绕着，人们可以从五个方向走近它。

我们决定由配备来福枪的部队围住五角大楼，让士兵们肩并肩地站在环形柏油马路的中间，在他们和示威者之间安置一些武装警察。我们知道，一道防线不可能挡住几千名冲向大楼的暴徒，除非战士们开火，但我们不打算这样做。因此，我、厄尔·G·　“巴斯”·惠勒和他的军事指挥官们同意在五角大楼的中心院落内布置增援部队。这里是一大片草坪，午饭时雇员们喜欢坐在草地上晒太阳。如果示威者在部队防线上冲出一道缺口，大楼内的士兵可以冲出来把缺口封住，这样就不会使冲突扩大。我们决定在夜间用直升飞机将这些援军运送到五角大楼的内院。

我告诉总统说：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开枪，而我也不打算下达这种命令。我补充说：我、厄尔·G·“巴斯”·惠勒和代理检察长沃伦·克里斯托弗将在我的办公室和大楼顶层亲自指挥这次行动。

示威的前一天，通过陆军参谋长向所有参与行动的士兵、军官和武装警察发布了一份由陆军副部长戴维·E·麦吉弗特签署的通告，通告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的行动准则：　为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既要坚持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集会和表达意愿的权力，又要保护政府部门的财产和日常工作的进行。我们不能容忍触犯法律，我们也同样不能容忍阻碍宪法所授权力的合法使用

过强或过弱的反应我们都应该避免，我们的行为必须坚定但又不失尊严。我们要致力于这样一种行动方式：绝对减少可能的流血和伤亡，减少逮捕人数。在可行的范围内分辨违法者与守法者，用最少的暴力完成保护政府雇员（军职的和文职的）工作和财产的任务。

当我在将近三十年后重读戴维·E·麦吉弗特这些话时，我仍旧不禁为美国军人的职业道德和尽责的作风感到自豪，这些军事指挥员们计划并实施了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游行队伍分两个部分，《华盛顿邮报》做了这样的报导：　一部分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