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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未见过这份备忘录，据我所知林登·B·约翰逊总统也从未将它给任何人看过。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件事实本身就揭示了总统不够坦率的性格特征，从而导致对越南问题的决策失误。一位总统最亲近的顾问，在有关这类问题的一份手稿中写道：我无法确切地描述林登·B·约翰逊总统决策方式的弱点，他不喜欢由集体合作做出决定——　他更愿意单独征求每个人的意见。无论何时他从不让任何人看到他的全部底牌。例如：他不情愿尝试接受“和平期限”，注定了暂停轰炸的失败。总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是造成我们对越战争决策不利的主要因素，而这一点不时地在政府控制战争的过程中显示出来。

林登·B·约翰逊像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有时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让一位高级顾问提供备忘录，对战争中的基本策略进行质疑，却又不允许他与其他同事对此进行探讨，这当然不会把政府管理好。人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它的例子证明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独裁特征”，但是我认为把一个总统的失败仅仅归结于他的某种个性特征未免过于简单化了。他的部下应该想出办法弥补其领导者身上的个性缺陷，我们有责任去发现政策中的矛盾，揭示这些矛盾，讨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了，我们就可能改变政策。

迪安·腊斯克的秘密备忘录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秋天，中央情报局的大部分高层分析家们都相信，当时我们应该从越南撤军，以避免使美国和西方安全受到永久的损害。在我开始接受约翰·斯坦尼斯小组委员会的询问时，他们通过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的分析报告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不可能通过轰炸北方而赢得这场战争。我五月十九日的备忘录也曾指出，我们将在越南南方继续付出沉重的伤亡代价，却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

面对这些情况，将如何解释：为什么政府没有更加努力去寻求和谈和仔细考虑撤军？回答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中的其他一些人对战争的进程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许多有影响的国会成员和公众也同意他们的观点。总统被这些因素所左右。

这种反对者在九月七日对我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在辛迪加所属的一份报纸的专栏中这样写道：　有迹象表明政府已经厌烦了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欺诈、决策失误和专横自大。这个人在越南以及任何其它军事问题上从未正确过。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在约翰逊政府中的地位正在下降，其最明显迹象是：军方人士似乎第一次敢于发表反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意见，这一点最近经常被人们提到参谋长们敢于公开反对他这一事实，在我看来，只能意味着，人们已确切地感觉到白宫正在放弃对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的支持。

巴里·戈德华特写下了这篇文章。

实际上，在听证会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约翰逊政府正在与河内紧张地进行前所未有的外交接触，这个代号为宾西法尼亚的秘密接触开始于七月，持续了三个月，为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美国与北越代表在巴黎的会谈铺平了道路。

六月中旬一个星期一的早晨，在几天暂时的离开后，我回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看到一大堆从世界各地发来的电报，其中一份是给迪安·腊斯克的，带有一份给我的副本，电报是在巴黎的亨利·基辛格发来的，他正在参加帕格沃西会议——一个由科学家和学者参加的国际会议。他说，他刚刚进行了一次或许我们会感兴趣的接触。他遇到一位名叫赫伯特·马尔科维奇的法国人，此人打算在美国和北越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以便为和平创造条件。还有一名叫雷蒙德·奥布拉克的法国人，当亨利·基辛格表示愿意和华盛顿商讨此事时他也要参与进来。现在亨利·基辛格想征求我们的意见，看如何答复他们。

我打电话给约翰·T·麦克诺顿，问他们对这个电报采取了什么行动，他说没有。

我问他认为应该怎样做。

“你怎样想？”他谨慎地回答。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说。

“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尝试去打开谈判的大门，但都没有结果。这很可能又是一个夭折的纪录。”他说：“不过，既然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何必不试试呢？”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告诉他：我会带着这个电报去参加星期四与迪安·腊斯克和总统的午餐会。

当我在第二天的午餐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迪安·腊斯克和总统都说：“噢，鲍勃，这是又一个死胡同，我们以前碰到过多次了，忘了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