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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聚集了数百名怒气冲冲的年轻人。任何经历过聚众滋事场合的人都知道那是可怕的事情。我使劲推开车门，走出来大声说：“好吧，小伙子们，我回答你们的一两个问题。但必须明确两点：“你们在聚众闹事，有人可能会受伤，我不希望如此；五分钟后我还有个约会。”

我问谁是负责人，“大学生民主协会”哈佛大学分会（一个激进的抗议团体）主席迈克尔·安萨拉拿出了麦克风。我建议我们上到车顶，既能看见大家，又能让大家看见。

“在你们提问题之前，”我说：“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度过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四年时光，也曾做过你们今天做的事。”

学生们报之以嘘声，还互相推来挤去。我认为干脆声明他们的威胁吓不倒我！可能会避免进一步的暴力行为，所以我说：“那时候我比你们坚强，今天我更坚强。那时候我很讲礼貌，我希望我今天更讲礼貌。”

问过几个问题后，危险显然更大了，所以我结束讲话，跳下车来，挤进校园警卫为我打开的昆西学院的一道门，来到一个四通八达、联结哈佛大学许多大楼的地下通道。陪同我走出这个地下迷宫的是哈佛在校生巴尼·弗兰克，他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第四国会选区的代表。巴尼·弗兰克和我穿过迷宫，摆脱了其他学生，来到哈佛园内。我遵守诺言到亨利·基辛格的班上讲了话，心情多少有些烦躁不安。我在哈佛广场的一家宽敞明亮的书店里浏览书籍半个小时，使自己平静下来。

晚上我与迪克·诺伊施塔特和其他朋友共进晚餐。我们的谈话坦率而友好。我初次表述了我的一个想法：由于战争的进程出乎预料，未来的学者们肯定要研究其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为这种研究工作提供方便，以防止以后再犯类似的错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了《五角大楼文件汇编》的形成。

返回华盛顿不久，我收到哈佛学院院长约翰·U·芒罗关于那次事件的一份来函。他写道：　对于哈佛学院学生昨天对你采取的粗暴无礼的行动，我希望你接受我们深深的歉意。你来访期间抽时间与大学生们进行座谈，我们非常感谢。对于街上发生的不愉快事件，我们深感不安。这样的无礼举动和身体冲撞绝对不应该在大学里发生。我们对哈佛大学发生这样的事颇为震惊。

我第二天写信向芒罗院长表示感谢，我说：　你们没必要道歉。我在伯克利的四年中也很活跃，我认为我理解当代大学生对重大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这种兴趣的愿望。有时候，我们的热情往往会压倒理智，不过，这种出格的行为不应该成为压制人们表达反对意见的理由——表达反对意见是拥有自由的人的特权和原则。

来自许多方面的反战情绪继续以我为攻击目标。有时候，这种情绪来自我最关心的那些人。玛格丽特和我仍然与杰基和博比·肯尼迪过往甚密，常与他们通电话，一有时间就去看他们。博比·肯尼迪已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初次见到他时，他似乎是个粗鲁无礼的人，认为搞政治应不择手段。但在我和他交往的八年中，他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向前迈进了三十年。

政府内外的一些人对我仍然与肯尼迪家族的人密切来往颇感惊讶，因为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不信任他们。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博比·肯尼迪关系紧张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正如亨利·福特不在乎我是否住在安阿伯，或是否拒绝向共和党提供捐赠一样，林登·B·约翰逊也接受了我与肯尼迪家族交往的事实，因为他了解我对他的忠诚。当我与他在越南问题上分道扬镳时，情况仍然如此。

杰基当然不像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总统有政治上的威胁，但是她对当时诸多问题的思考深度丝毫不亚于她的这位小叔子。在我对我们的政策逐渐产生怀疑的漫长过程中，有一天杰基（她是我特别敬佩的一位好朋友）突然泪流满面，朝我发起火来。我对她大发其火感到手足无措，我至今仍记得事情的详细经过。

当时玛格丽特外出旅行，所以我去纽约同杰基共进晚餐。饭后，我们坐在她在曼哈顿的寓所书房的一个沙发上讨论智利女诗人加芙列拉·米斯特拉尔（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作品。我们都非常喜欢她的诗《祈祷》。这首诗祈求上帝宽恕她深爱的一个男人，他自杀了。她写道：“您说他残忍吗？您忘了我永远爱他您知道，爱是痛苦的。”

杰基的确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也非常敏感。她的情绪受到了诗的感染还是我说的什么话的影响，我不得而知。她对战争感到绝望和不满。她的情绪波动极大，甚至说不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