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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吵了。

“我哪里晓得呢？植物园门口一停几十辆红车，顶灯都是破的，干我什么事儿？我不过就是送块石板去就是了。”

接下来他们又吵了好一阵子，声音越吵越低，大概的意思是家父很不高兴老大哥打“江苏一号”那支电话把他从办公室里叫出来。他要老大哥搞清楚：“江苏一号”是部里的电话，不是老大哥帮里的电话。老大哥说他也是不得已，他不能不招呼一声就跑到家里来，可我们家里又没电话。家父说千错万错错就错在他不该混光棍，替人运什么破石板。老大哥则表示：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光着脚丫子蹬板车出门。家父说你好好跟着人家大导演拍戏正正经经做人不怕没出息，混光棍混得一家老小担惊受怕——最后还提到了我。家父的意思好像是说：他把我关在家里怕的就是老大哥在外面招惹了什么不该招惹的人物。老大哥说帮里不是这么回事。家父叫他闭嘴。

可是到了这天傍晚，老大哥毕竟还是和家父有说有笑地话起家常，谈的大都是从前山东老家里的点点滴滴。家母把我从厕所里放出来，可是我想听的他们反而一句也不提了。憋了好半天终于忍不住，我抽个缝隙插嘴问道：“那警察车的灯为什么全都破了？”没等老大哥答话，家父又把我揈进厕所里去。

那时我没有别的想法，只蹲在潮湿昏暗的厕所里把这一下午听到的每句话反复记忆起来，试着从中想起哪一两句给不经意地遗漏了。令人懊恼的是我什么也不曾遗漏，他们硬是从没提起过：几十辆警车顶上那种像蛋糕一样会呜呜乱叫的小红灯为什么会碎了一地？但是不期而然地，我反而牢牢记住了（或者可以说凭空想像出）老大哥在植物园门口踩烂一双臭脚丫子的情景。

一直到几年以后（我可能已经上了初中），某回过农历春节，老大哥循例到家来磕头，正逢家父出门团拜未归。我趁空问了他那年夏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老大哥神色一变，一双灰浊浊的老眼珠里射出了晶光：“你还记得啊！弟弟。”

然后他把我拉到后院，神秘兮兮地要我指天发誓：无论听到了什么，都不许说出去。我当然发誓，发誓是顶容易的事——你要是＇＇没把握守得住誓辞也不打紧，只消偷偷地在鞋子里把二拇哥压在大拇哥上，这誓就算没发成。准不准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老大哥于是才告诉我：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号夜里他接到帮里一个任务，要他在两三个时辰之内设法弄到一块六尺长、三尺宽、八分厚的青石板，并且在天亮之前送到植物园荷花池小亭里去安装。

“帮里轻易不交代什么事，一旦交代了，你是非干不可的。”老大哥一面说，一面鬼鬼祟祟地朝前屋方向张望。我告诉他家父没那么快回来——因为团拜之后还有摸彩。村子里只有将官相高参才摸得到特奖之类的彩头，家父官卑职小，运气只够摸到六奖香皂、七奖毛巾，摸到这种奖就不好意思抬腿走人，以免失了风度面子。老大哥这便放了心，从头说起：

“可是你想，这么块大石板我上哪儿弄去？”老大哥未语先得意，自顾笑起来，道：“我就是有办法——那时候正赶上李翰祥离开邵氏公司，到台湾来拍一部大片，叫《西施》。”→文·冇·人·冇·书·冇·屋←

由于李翰祥拍戏讲究细节，布景道具都要真材实料。那部《西施》又是他自组国联公司之后与台湾省电影制片场首度合作的大片子，画面上的一宫一城、一草一木，都力求逼真。老大哥便抢忙打听出该戏尚未装运南下的道具仓库所在，趁夜潜入，偷了一块青石板子出来——只可惜尺寸略有不合——那是方六尺长、三尺宽，但是却有一寸厚的石板。它原本该出现在片中“响蹀廊”前的台阶上。少了这方石板，据说李翰祥气得开除了一个剧务。

老大哥忙乎了一夜，到天蒙蒙亮便顺手又偷了辆板车，从北投一路骑到植物园。可是他们在帮的行事光明磊落，哪怕是偷鸡摸狗也实出不得已，非给人留个消息不可。于是依照帮中规矩，老大哥脱下一只胶底黑帮子棉布鞋，留在板车停放之处——鞋头朝正东，鞋中放四粒小石子儿，成十字形，那意思就是帮中光棍借用，即日便可奉还。这么一折腾，另只鞋怎好再穿在脚丫子上呢？老大哥索性打了双赤脚上路，不意才到地头儿上便踏了个血流如注。

“那为什么警察车顶上的灯都破了呢？”我还是那个老问题。

老大哥眨巴眨巴眼，道：“我也不知道。听两个站岗的说是教一声口哨给震的，我说那是胡扯八蛋。”

谁也不知道，老大哥自己有没有胡扯八蛋？倒是没过多久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