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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得老太太再三鸣谢。惭愧，真难为杨绛先生，我本是有所图的小人，故音问不断，累得她每信必复，这令我深感不安，再三声明请她无事不必作复。渐渐地，我在致她的信中都附上一笔问候钱先生。她的每每来信也缀上“锺书附笔问候”。杨绛的字一笔一画极为工整、清秀，一次意外地我发现信封字迹风格剧变，十分流畅、潇洒，充满书卷气，我断定为钱锺书先生所写。我早耳闻，他们夫妇的书名不少是相互题签的。夫人写信，先生书信封，珠联璧合，不失雅趣，此举正显出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鹣鲽之情。

次年，社里拟出版一套“名人丛书”，在《名人忆往》一卷内收有钱、杨的作品，我请杨绛先生代转一函给钱先生，委请他为该丛书题签，以壮声威。孰料，钱先生复信云：“十分惭愧我承你品定为‘名人’，那证明我主观上虽不想‘欺世’，而客观上已经‘盗名’了。”他又以他的书法很糟和右拇指患腱鞘炎掣痛不能握管谢绝，还求我“谅宥”。信写得极其温和，诚挚感人，活脱脱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明明是拒绝了你，也没让你觉着丝毫的不舒服。

走近钱锺书，出师不利，抬腿迈出第一步，老人家便下口令“立定”了。此举，以失败告终，但我不想“向后转”。

是时，钱锺书热正在全国酝酿中逐渐形成。《钱锺书研究》已出第二辑，花城版《钱锺书论学文选》已问世，《围城》正一印再印，传媒说要拍电视剧。文艺界一切向“钱”看，成了热点。鉴于此，我向社里提出出版《钱锺书全集》，选题顺利通过，我自诩有与文学前辈“玩得转”的经验（嘴甜、手勤、腿勤，外加脸皮厚），请缨上钱府攻关；显然是夹着私心，要走近钱锺书。第一次拜见老先生，又请他授权出书总不能光着手。塞红包？老先生早有“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信钱吗”的名言，出版社亦不作兴这个，厚礼也不免俗气。他不是叫“锺书”嘛，送书吧。适逢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清诗纪事》，二十卷，亦算家乡的“土特产”，讲得出口，拿得出手，再合适不过的。一套《清诗纪事》，一堆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折腾不了，邀同仁田迎春君偕行，兴冲冲进京。为了能与钱先生对话，遮浅薄之丑，我临时抱佛脚，翻钱氏家谱，读《钱锺书研究》等有关文字，忙得不亦乐乎。早闻钱先生杜门谢客，钱门由杨绛老太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决定不打电话，直闯三里河。不知是为表虔诚，还是为出版社省钱，那天没有打的，那一包十多公斤的《清诗纪事》，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时值隆冬，两人还是忙得大汗淋漓。同仁田君打趣地说我们这是往麦加朝圣。我说我们是董存瑞，这包“炸药”还怕攻不下钱老先生的堡垒？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扛着这包书爬上钱寓楼梯时，我兴奋地想到下次来时扛的是《钱锺书全集》，那一定轻松愉悦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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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锺书（2）

按响门铃，开门的是清秀、小巧、温文尔雅的杨绛先生，花白的头发，戴着细边眼镜，惊诧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我先行一躬，致歉打扰，再自报家门。“哦”，杨绛一听笑脸相迎。让座、奉茶，说室内暖气足，建议我们脱大衣以防感冒。我伺机打量一下钱宅，偌大客厅，空屋不见人，钱先生一定是听到电铃声吓跑了。室内窗明几净，厅内只有一幅中堂，案几上陈着笔砚。好像只有两只书柜，并非坐拥书城（他们夫妇是功夫在书外）。两只单人沙发，朴素、简洁得一如主人清淡、典雅的风格。我看得出杨绛先生看我们“炸药包”时的惶恐和不安。我也觉得挺尴尬，一种难言的送礼人比收礼人更难受的尴尬。我忙说这次进京组稿，社领导让我们顺道看望一下两位先生，捎上家乡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供先生披览、消闲。杨绛听着，淡淡一笑，指指书橱：“有了，有了。”恼人的是早有人捷足先登。图穷匕首见，客套一番之后，我便开始游说，真像解放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提出我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的构想，从意义讲到操作细则。杨绛先生微笑着安详地倾听我的一番劝说后，她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大概为给我们台阶下，她说要听钱锺书本人意见再说。

在京组稿呆了数日，当我回到出版社上班时，钱先生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为求真起见，斗胆侵权照录：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