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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终于朝着信号弹升起的方向爬去……”不久前，地方司机李建群雪地遇险，把一截铁丝搭上了军用线路。6个通信兵冒死前去查线，看到那截铁丝，真想狠揍一顿破坏线路的人。这时，脸肿得比盘子还大的李建群“扑通”跪在雪地里：“你们枪毙了我也比我在这儿冻死饿死强！”窝了一肚子火的官兵心软了，把带的干粮全让这位饿急的人吃掉了。

往回走的路上，通信兵的卡车也趴窝了。在摄氏零下40度的严寒里，他们的手脚和脸都很快失去了知觉。为了不被冻死，他们开始烧汽油、烧轮胎、烧大厢板。李建群带着哭腔说，早知这样，还不如把我一个冻死算了。指导员王建辉说：“你这话就不对了，咱们谁也不能说死。咱们都还年轻，家里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光为了他们，也要咬紧牙坚持住。”

半个月后，参与抢救李建群的战士李维义、邵维宁终因脚部严重冻伤，各截去了一个脚趾。

现在，李建群每次上山，总要绕道二十多公里，给救命恩人们带上几把鲜菜、三五个苹果。

缺氧的滋味海拔5000米的高度最缺什么？氧气。

每张黑紫的脸都在张大嘴喘气，每个人的指甲、耳垂、嘴唇都呈现出奇怪的蓝紫色，每个新到来的士兵都要使劲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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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从内地部队要求上昆仑的军校大学生陆弘宇说，上山前我想：咱农民的儿子啥苦没吃过？山上能苦到哪儿去？一上到海拔5000米，不行了，人上不来气儿，所有的思维都会发生断裂，所有的雄心一时灰飞烟灭，这时脑子里只剩了一个问题：我能活下去吗？缺氧的痛苦难以用文字表述，这里的氧气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空喀连三班战士魏丕来突然浑身抽搐，瞳孔放大，几乎感觉不到呼吸了。排长杨国栋火急火燎地叫上车，抱着他就往山下送。路上，输氧管上的水瓶结冰了，杨国栋扒开棉袄，把胸膛贴上去暖冰。

10天之后，魏丕来不顾医生开的“不宜再上山”的证明，扒着卡车回连队了。连队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了他。

慢慢地，他们在5000米的海拔高度行走也如履平地了。在昆仑山上呆了12年的志愿兵孙合合，如花的青春岁月悄悄逝去，他却说：“现在世界上没有我吃不了的苦了。因为守山，我还两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的。我想好了，明年我复员时，一定要跪在连队门口，给昆仑山磕三个响头，感谢它把我变成了男子汉。”

《红萝卜歌》让人掉泪随记者一起登上海拔5380米神仙湾哨卡的，是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一只“燕子”——维吾尔族女兵努尔毕燕。

女兵是昆仑山上最受欢迎的人。哨卡为了款待“燕子”和记者尽了最大努力，两个大盘子里各盛了四个菜，一边全是鲜菜，一边全是罐头。我们能忍住不往外吐就不错了，眼前哪怕是山珍海味也咽不下去。努尔毕燕也一筹莫展。饭从头吃到尾，没有一个兵去碰一筷子罐头菜。他们吃腻了罐头，见了罐头如同见了“敌人”。

“敌人”的气味让他们反胃，让他们痛恨和无奈，只好努力开发红萝卜和土豆的吃法，直到这两样东西也变成“敌人”。

连长陈小林说，在山下能吃八个馒头的兵，到了山上可能连一个馒头也吃不下。现在连里有了光荣传统，每逢换防的新兵上山就搞吃饭比赛，一碗及格，两碗良好，三碗优秀。可惜能得优秀的不多，为吃饭挨批评的不少。后来，军区来了个代职干部，人家会总结提炼，给咱连总结出了一首《红萝卜歌》。

战士们为我们唱起了这首歌：红萝卜丝，红萝卜片，味道香又甜，营养赛过鲜鸡蛋。战友们，为了生存，为了守山，请多吃点，请多吃点。

曲调并不悠扬，歌词也很直白，却让听的人想掉泪。

夏天还算好的，冬天山上的菜窖里可有戏看了：白菜冻到一块了，得用铁锤钢钎一块一块打下来，跟打石头一个样。土豆不是用刀切开，而是用斧头劈开……除夕的晚上，机务站开通了热线电话，让山下的家属、孩子们给守山的亲人拜年。教导员范三文7岁的女儿莉莉把电话打了上来，她开口就问：“爸爸，我的小白兔好吗？”一个月前，莉莉将自己最心爱的小白兔托人给山上的爸爸带去，说是看见了小白兔就等于看见了她和妈妈。哪知，小白兔一上到海拔5000米，浑身一阵抽搐，再也不动了。范三文不愿用善意的谎言宽慰女儿，他说：“海拔太高，兔子……牺牲了。”莉莉在电话的那一端哭了，很伤心。范三文告诉女儿，昆仑山的女儿要坚强，叔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