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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处一搓一带，石砟就颠开了，我们管这种现象叫“空吊”。为了解决“空吊”给线路造成的损害，他就想能不能让枕木和石砟间隔离，试了几种办法后，他觉得，往钢轨接头枕木下面垫胶垫效果最理想。第一次他垫块小胶垫，结果没几天，小胶垫被上压下挤得没了形状。他开始往里放大胶垫，一块不行两块，在线路数据允许的范围内，他一点点地摸索、试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成功地整治了接头病害。仅这一项发明，就让线路的质量提高了一大步。　。。

就在线路边（2）

还有一件事儿，是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事儿。

2005年元月的一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寒冷，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我和副工长胡满才被一阵急促的敲门惊醒。郑云典在窗外喊着：“快起来，有断轨，备车，拿工具。”

凌晨的三点钟。这个时候是一天里温度最低的时候，钢轨最容易折断。福生庄车站行车设备显示红光带，一列货物列车被阻断轨前。

这天恰巧是个休息日，工区的人全都回家了，只剩下值班的工长郑云典、胡满才以及司机王利民和我。

当汽车轧着厚厚的积雪驰到离故障线路还有一公里的时候，汽车颠了一下，突然熄火了。王利民重新发动汽车，车呼呼地喘着粗气不肯前进半步。我们探头一看，汽车陷到了雪窝里了。

下了车，我们大吃一惊，雪窝的位置是河里一个冰窟窿，汽车的重量让这个冰窟窿周围的冰全碎了，河水渗了出来，把汽车轱辘包围的严严实实，一转动冰花四溅。汽车开不出来了。

往前看，能隐隐地看到被阻列车的车头射出的灯光。我们从车上卸下急救工具，扛上趟着水就跑。湿鞋一沾雪就冻成了冰疙瘩。被水浸湿的棉裤瞬间冻得硬梆梆的。

一条夹板将近二十公斤，再加上急救器和枕木墩子，我们连扛带抱，天黑路滑，郑云典一个跟头摔到线路上，工具掉了一地，他顾不上疼痛，摸黑捡起工具踉踉跄跄地往故障地点骨碌。胡满才也摔了个跟头，手里的零件散了一地。时间不允许我们趴在雪地里一点点地找，我们就那么在雪地里摸黑划拉，能划拉多少算多少。戴着手套根本什么也捡不起来，我们就把手套摘了。结果手套也丢了。跑到故障轨前。我们也顾不得冷。借着火车的灯光，也就是十来分钟的功夫就将断轨做了急救处置。线路处理好了，列车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列车一开过去，四周一下又黑压压的，寒冷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冷也不能回工区，因为还要看着线路上急救器的状态，后续还有列车，夜里是没法换钢轨的。

站在漆黑的旷野里，郑云典问我：“冷不？”

我上牙打着下牙说：“冷！”

那种冷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冷。寒冷顺着冻成了冰坨的脚向身体里钻着，腮帮子冻得硬梆梆的，张不开嘴。风不时地卷着雪粒子呼呼怪叫，四周的大山寂静得没有一点声音，在更深处的黑暗里似乎潜藏着某种恐惧，随时都会跑出来。郑云典摸着黑搂了一些枯草，堆起来，说：“点着，点着就好了。”

我们用已经冻僵的手翻遍了全身，谁也没带打火机。天哪！那怕只有一根小小的火柴也行啊！

讲到这儿，他扭过脸，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我看见他眼角有一滴泪珠。

我们唯一希望在汽车上，可汽车陷在冰河里。王利明说：“我跑一趟吧，找找看。”

郑云典拦住他：“这么冷的天，回去还得趟河，算了。”这时对讲机呼叫说又要过车。郑云典让王利明防护，老胡、我和他再次上线路。那天晚上的车真多，我们没有停的时候，上去又下来，下来又上去，一夜上就我们四个人在线路上。一到接车的间隙，郑云典就说：“跑一跑，身上还热乎点，不动非得冻死在这儿不可。”

我们沿着路基来回小跑着，依靠着自身产生的热量与大自然抗衡着。我们可以回去，我们也可以找个借口封锁了线路，等待抢修的队伍。但我们却没有那样做，在这个能冻死人的夜里，在生命和责任的选择中，我们守在线路边，用我们的责任感来验证着人类的智慧和良心。

就在线路边（3）

……

那一夜，福生庄车站的值班人员一直在对讲机里喊：“郑工长、丁英，你们跟我们说会儿话，说会儿话。”他们知道，这个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夜晚对坚守在大山里线路上的我们工务人员意味着什么。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把象棋子放在棋盘上。

我知道那意味着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