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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伦敦口译员　第二章（2）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做什么？如果他们做了些什么，那我要做些什么吗？很明显，那三个来自里基的大汉是老运动员。他们穿的运动夹克上的饰章散发出运动队标志的光芒，不难猜出他们曾是警察橄榄球队的一员。如果他们狠揍小个子绅士一顿，我这样一个棕色皮肤的无辜旁观者又能做些什么呢？只会让自己被打得更狠，还会被警察以违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对吧？

结果，那三个男的什么也没做。他们并未猛扁小个子绅士，然后把他扔到街上，随后把我也扔出去，都没有。相反，他们看了看自己强壮有力的双手，大声讨论起来，一致认定那个可怜的家伙明显有问题。他们认为他精神失常，对公众是个威胁。其中一人还建议打电话叫救护车过来。

至于那个小个子绅士，他回到自己那张桌子，留下一张面值二十英镑的钞票，对着侧厅很威严地叫了一声“祝你们晚安，先生”，但对我什么也没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个儿不高，但此刻在我看来却像巨人一样。我一直坐在原处，假装在看《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对比：一个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个一边说着“是的，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一边却把酒焖仔鸡倒进垃圾处理器。

我记得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此后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时保家卫国的工作量之后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连自己也吃惊的举动：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还没停稳的公交车，全速奔跑起来。从逻辑上讲，我本应穿过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