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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如何被建构在并合习惯积累的基础上,被完全转化为一种规律性,使生活更加容易。在这里,我们看到角色的态度也十分相似:个体试图使角色内化直至从思想上消失。然而,习惯与角色又是可类比的。习惯是在个人层次上形成的,而角色是在社会层次上形成的。它本身的这种差异并不十分重要。相反地,当人们发现社会记忆的这两种记录语境在历史上就有分歧时,这种差异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居伊·蒂利埃(1977)解释“旧的动作制度”如何在传统社会中建构“习俗的压迫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重复日常行为的基础上,比如“不变的、仪式的、准宗教的、古老的行为,它们都是一成不变的”(第164页)。换句话说,实践范围的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是联系在一起的,都以相同的动作为中心;知识传播的各种方式,个体的和社会的,言明的和不言明的;都可以相互交织,不会出现严重的不协调。居伊·蒂利埃指出;是义务学派把这种原始缺陷带入这一体系,所以“动作的旧体制”在不久后的两次大战期间就真正毁灭了。因为新的知识传播方式和行为规则取而代之。这主要表现在我们在海滩看到的情况:人们的相互观察,对新场景的视觉捕捉,“珍珠课”的传授,角色进入,它们都可以类比知识。角色的并合直至在意识中消失事实上只是转化为习惯,从角色所在的社会层次上的行为模式过渡到它变为规律性的个体层次。奥迪尔一直难以相信角色的合法性,她裸露乳房但不十分自然。“后来,逐渐就习惯了,现在,这对我来说是自然的,我甚至不再想它了,已成为一种习惯了”(F79)。从旧习惯的积累到新习惯的养成,角色的进入确实经历一小段弯路:因此,它与旧的动作制度的差别似乎并不很明显。然而这种差别是重要的,它构成社会变化的主要因素,习俗(在习惯积累基础上构成的道德范围)通过它而被转变。尽管正常的追求和平常化的力量十分强大(它恰好是勇气的必要补偿),目光在采样技艺方面作用比较突出。个体做好更多体验新角色的准备,形象和角色的提供呈现纷繁和多样化。个体通过身体而成为他自己,只把适合自己的东西内化为习惯。个体通过目光的能动性,特别是最不可预测的和最遥远的角色的进入(它们必须是“正常的”),扩展其身份再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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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1)
在撰写这部书时,我遇到了语言难题:如何称呼那些经常来海滩的人们?度假者?这个词太过宽泛。游泳者?他们并不都游泳。海滩游客?这个新词听上去不好听。因此,我决定还是先用Plagistes命名他们。这个词很响亮,然而,它有一个不足:它已被习惯用来专指海滨浴场经营者。我后来逐渐发现这种模糊性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当我寻找适当词语毫无成效时,当我的大脑如此无能时,一个简单的词却从我敲打键盘的手指中出现了:海滩。我也惊讶我会这样写:海滩做这个,做那个;海滩想这个,想那个。这个语言问题促使我把特殊的个体转换为单一的集体个体。那么,我是否从这个讨厌的语言死路走出来了呢?很遗憾,我的批评意识严格审视着我的手指活动。它们缺乏基本的社会学文化,它们本该了解过去的所谓集体演员被滥用的程度:工人阶级这样想,女性角色应该这样做。海滩只是不同人组成的模糊集合体,不可能归属于一种划一思想。然而,调查显示它在这种多样性之上成功地实现了管理,虽然这种管理是宽泛和神秘的;成功地制订出灵活的但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成功地规定了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虽然,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人的故事都是特殊的,同行为中数相比,它们都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异常性,但自己的某一部分在海滩的条件下却可以构成极似某一集体演员的东西。总之,我认为我的指头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用“海滩”确指来往于此的人们。然而,这种表述必须得到正确的理解。它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具有统治性态度(个人印象虽然有点夸张;但一般说某些行为和观点是符合整体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表现为另一个人)。但是,一个小的相似部分加上无数其他细小的部分就可以在多姿多彩的特殊生活中呈现一种集体思维。
海滩是一个高度自由的地方。个体在这里感受不到日常约束的压力。它面对自然成分,没有文明的装饰,只有自己的身体和皮肤的感觉。只有一个人或者几乎一个人的感觉:因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展开自己的浴巾,让自己服从同一种规则,所幸的是,躺在周围的人都宽容大度,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应该像自己一人时那样去想,不去注意别人,即便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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