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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准的一场运动，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又归咎为“走资派”别有用心的捣乱，这是“###”时期司空见惯的做法。

这场知青返城风，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混乱，不仅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他许多国营农场和农村，也因大批知青的离去，而使生产几乎陷于瘫痪。如浙江温州市永强区龙湾公社金岙大队部分下乡知青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开始后，温州地委和温州市委精简安置办公室的老爷们蒙蔽部分青年，为他们大迁户口，让他们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又签发大批支票，开出大批证明，使青年大批外出。目前整个温州市的下乡知青在农村的已经寥寥无几。上海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崇明县各农村和国营农场也纷纷告急，说因大批知青和工人离开岗位，使大批棉花至今无法入库，大批水稻急需脱粒，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工作严重脱节，等等。

当然，因“大串连”失控而引起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绝不仅限于知青的返城。早在1966年11月，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大串连”正式开始后的两个月，中央就已意识到对这一做法必须有所限制，规定从11月21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各地到北京或外地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和北京去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返回北京。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再为到处串连的群众提供免费运输了。12月1日，###中央、国务院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补充通知》，要求外出串连的师生在12月20日以前必须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乘车不再免费。但这些限制，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之，在这场运动刚刚兴起，大批知青或投身运动，或随着“大串连”之风返城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单纯和盲目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明确提出任何与知青自身利益有关的要求。

（二）知青的组织

无论出于什么样的情况和目的，知青大规模返城这一行为本身，已经表现出对上山下乡这一做法的一种无言的不满和抗议，而随着返城知青的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返城风潮（5）

他们最初、最直接的发泄对象是各级安置办公室，连中央安置办也未得幸免。早在“###”爆发不久的1966年###月间，从广西等地赴京的70多名下乡知青，就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

“宣布他们夺了中央安置办的权。他们砸开了档案柜，使档案大量散失，公布了某些奸污###下乡女青年的案例。他们相继召开大会，对中央安置办领导人进行批判。他们占据办公室后，中央安置办的工作人员被迫转入‘地下’办公，以保持上下的联系。为了接待日益增多的‘造反人员’，又不得已把接待站从砖塔胡同迁到万寿路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大院。在上访人员中，更多的人是想把户口迁回城镇。对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什么是革命路线并无多大兴趣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具体负责安置工作的各地的街道干部更是首当其冲，知青认为自己是被这些干部骗到农村去的。如很多地区的知青批判安置办的干部用物质刺激的方法欺骗他们下乡，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干吧，你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能是省长、市长、书记、妇女主任……”要不就“某某农村是鱼米之乡，吃的全是大米饭，又有鱼，有肉，有电灯，有瓦房……是个极富裕的地方”，还组织青年去参观，给青年大摆酒席，灌输资产阶级享乐主义毒素，等等。他们斗争这些干部，大多只是为出出气。在“###”最动荡的两年中，各大中城市的街道、里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闹得最凶的，当推到新疆兵团的上海知青。

1966年底，刘少奇的问题在全国公开，他被定性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当时最习惯的思路，他所做的一切，都该被“批倒批臭”，那么他奉行最力、发表讲话也最多的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两种教育制度”，当然也要列在狠批之列。就在这时，知青中一些较有政治头脑的人意识到了，这可能给了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决策归咎于刘少奇，从而予以彻底否定，那么，他们回城的希望也许就不再是梦想了。知青的反抗，由此而深入了一步，其标志，就是成立了大量独立的组织，提出了知青自己的要求。

这样的组织一度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知青是按下乡地区组织的，如上海到黄山茶林场的知青组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