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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空一切，只是他们有染于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一时自我失控。其实，正义与法纪在他们心里还是有威慑力的。这让我的勇气倍增。

我继续留下空档，等待他们的光临。这天天气晴朗，月光如水，一中校园电灯明亮，树影婆娑。我站在初一教学楼后面墙角的阴暗处约半个时辰，就看到三个小青年从大门方向径直向初一教室而来。等他们上楼五六分钟左右，我便轻轻地快步追了上去，见我班门口三男二女正在边嗑瓜子边打情骂俏。两个女的正是我班的学生。我加快脚步赶了过去，抓住两个女学生往教室一推，嘭的一声将门关上，大声吼道：“这里是教室，不是娱乐场，谁敢在四班捣乱，我就对他不客气。”这几句怒斥，其实是说给外面的人听的，满脸凶相也是做给外面的人看的。我想以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一次性解决问题。有时这种方法虽然难看难听，却是管用。因为我向对方传递的是一种以正压邪的强势信息。这种方法对部份良心未泯、正气尚存的人尤其有效。从此，再不见那几个青年在四班窗前露面了。

学生是一个脆弱的群体，需要老师的关怀，更需要老师的呵护。有一段时间，我听说有的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在回家的途中，在校园运动场，常被少数街上的无业小青年敲诈勒索。有的钱被敲去，有的物被抢去。身上无钱无物的就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送物送钱到指定的地点交付，否则就要挨打受罚，还威协说不准告诉家长和老师。这必然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不仅影响学习情绪，甚至有时还会逼着学生做坏事。对这类事情，班主任岂能睁只眼闭只眼漠然处之？如果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儿女遭此危难，岂能食甘睡稳？尽管事情出在外面，我仍决定给学生提供保护。我一方面要求学生少在外面逗留，上学或回家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往来，更不能在路上贪玩滋事；一方面指点学生遇到歹人，要用智慧摆脱。如果一时不能脱身也不要害怕，要沉着应对，不能把钱物轻易交出去。万一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向班主任反映，只要我知道的，就会设法给他们解脱。

有一次，有学生对我说，一个常在校内转悠的青年（那时学校的围墙尚未封闭，熟悉情况的校外人员可任意进出）向他索要十元钱，限下午五点钟在操场交付。那个青年我以前见过多次，只是从未正面接触过，没引起注意。今天听了学生的报告，我打算会一会他。下午，还未到五点，我就见他站在操场上东张西望，便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笑着向他打招呼：“小伙子，一个人玩哪？”小青年不吭声，拔腿就想走。我在他身后，放重一点音量，仍笑着叫了一声：“小伙子……”趁他回头，我递过一支烟说：“我知道你抽烟，来，烟不好，抽一支。”他愣着，有点不知所措，没有伸手接烟。我说：“怕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老师，你也早就不是学生，没关系，抽一支。”我把烟扔了过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接住了。我身上有火柴，但我故意说：“有火吗？我忘了带了。”他掏出打火机，先点燃自己的。我便自己凑上去把烟点着。我边抽烟边说：“小伙子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叫李刚，前年开始就没念书了，是吧？看你很聪明，挺可惜的。”他笑了笑，但仍不吭声。我接着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姓金，原来是南山中学校长，前几年调进城，本来教育局领导安排我在三中当总务主任，我不想当官，要求在初一四班当了班主任。”

我在这里把我当过和未当过的“校长”“主任”端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此时说说有益无妨。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有一种传统的惧官尊官习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听说对方是什么“长”什么“任”，心态就会起变化。或肃然起敬，或陡然生畏，至少会觉得此人非同一般，不可招惹。哪怕站在面前的是块“朽木庸料”，也会认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或另有硬靠，要不怎么能当官？因此再狂妄的人在“长”或“任”面前也会有所收敛。

我在自报家门时，同时注意了对方的表现。尽管他脸色暗淡，表情冷漠，但当我说出“校长”二字时，他的头还是动了一下，两眸闪电般瞟了我一眼。我接着说：“听说你认识我们班很多学生，是吗？”我点了一大串学生的名字，其中包括今天上午被敲的那个学生——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你不要乱来！李刚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偶尔露出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继续似真似戏地说：“你还想读书么？想读就到我们四班来，我保证收留你。年青人要多学点正道本事……”。我对着他说了一大堆之后，他当时没有对我作出什么表态。但我后来再问学生，他的那十元钱再没被追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