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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有外国人来吗,什么时间到?”
这一问,把对方问愣了,很快笑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日本人!”
段永霞一听,被闹了个大红脸,这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她就开始不讲话了。乔木一男问她:“为什么小岗村不能家家户户都养鸭子?”她不答。随行的县干部急了,要段永霞还像刚才一样回答客人问题。
段永霞于是直话直讲:“小岗很多家还很穷,没钱买这么多的鸭苗呀。”乔木一男明白了,点点头,当场表态:“大家都养,我来出钱。”
段永霞高兴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
乔木一男接着又说:“大家都来养,村里还可以建一座加工厂,建一座冷库,很多工作村里都是能做的。”
段永霞后来把这事告诉严宏昌,严宏昌也替小岗人高兴。他想,如果小岗家家都喂鸭子,又有冷库存,又有加工厂,这事就可以做得很大,真是那样,小岗村真的将“鸟枪换炮”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敲起了心鼓,就怕村里的当家人好事办不好,自己这两年莫名其妙的遭遇,就足以让人乐观不起来。
谁知,事情说来,就来了。段永霞养鸭子已经养出了一整套的经验,严宏昌的鸭子生意更是做得得心应手,县里又来人了。
这次的态度很强硬:“鸭子不许喂了,你们这样干严重污染了小岗村的环境,群众意见很大。”
严宏昌问:“你说的‘群众’,具体是谁?”
来人不耐烦,只是说:“必须停!”
无论严宏昌怎么说明,怎么保证,但来人一言九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严宏昌真的是寒心透了。
他和段永霞只好“金盆洗手”。已经尝到了养鸭子甜头的小岗人: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以及大严村的几家养鸭专业户,也都只有停下来,老老实实去种地,安分守己地当农民。
鸭子不准喂了,不过,严宏昌毕竟在贩粮食、贩鸭子的生意上赚到了一笔钱。*年秋后,他终于张罗着要盖“大瓦房”了。
那时,在凤阳,有了一点钱的农民,一般都在拆茅屋,盖瓦房,现在严宏昌却要将多年计划中的“大瓦房”,一步到位,盖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他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与实力,以及与众的不同。
他把新房的地点就选择在茅屋的东面。为什么选在那儿,他的理由是:当年万里来他家作客时,就曾指着那个地方说,希望他将来盖上瓦房。他认为,这是万里“确定”的地点。
虽然他还只有盖出一层楼的钱,但他却是打出了足可以盖上三层楼的地基;他还把客厅盖得很大,比城里的任何一个干部住宅的客厅都要大,就是村里来个几十口人开会,也坐得下。
据他介绍,盖那一层楼,他花了九万元。可村里人说,他这是今天的价格,实际上也就五万多。但这在当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严宏昌对这房子十分满意,他说,今天的农民就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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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了大房子(1)
严宏昌就是严宏昌。毕竟,他曾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毕竟,他还是小岗村知书达理有文化的农民。《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表述:尽管不断地抛头露面给严宏昌带来了一些麻烦,遭到村中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队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严宏昌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振民教授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搞活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此前,上海主人印刷厂,严宏昌连听也没听说过;城乡合作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好在现在新盖的房子已告一段落,田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闲着确实又没什么事,就准备去看看。
去的那天,他已回忆不起具体日期,段永霞却记得十分清楚:农历二月初二。小五严德锦生下就是个“病秧子”,为求吉利,自小就在后脑勺留下一撮胎毛,乡间叫“后拽”,这一天,他正满十二岁,按老话说,二月初二要找人将那撮胎毛剃了,而这一天宏昌正好出门,日子就这样记住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更寓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传说。相传冬眠了多日的龙,在这一天,会凌空跃起,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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