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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是不是太残酷了一些。秦王被咱们活捉，也是一张好牌，如今轻易打出去，也太过草率了一些。”

刘宣摇了摇头。心中想道明朝的藩王早已经臭名昭著。他们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触角伸向一切有油水的领域，在地方省更是无利不取，无所不为。

藩王往往与巨商相勾结。进行行业垄断。这些亲贵利用自己的关系，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转手批给商人。再从商人那里分得巨额利益。

地方上所有最赚钱的行业，往往都被其垄断。比如朝廷最重视的盐铁行业。许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权，控制当地的盐商。操纵当地的食盐销售。他们不顾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盐价，以致最底层的老百姓长年买不起盐吃。

所有稀缺的自然资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矿山，只要证明有利可图，藩王皇亲就会通过向皇帝乞请或者巧取豪夺的方式，抢占到自己手里。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县中极膏腴田地。比如皇帝赐给福王两万顷土地，本来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尽仍然不够，不得不跑到湖广、山东去圈占最好的良田。

所以史书说，有明一代“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

各地王爷经常向皇帝哭穷，索要各种特利，许多地方的收税权陆陆续续划归了各地王府。比如周王拥有开封的税课权，潞王占有河泊所二十六处，潞城县的商税被赐给了清源王，屯留县的则归辽山王所有。平遥王说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宽裕，皇帝命令，把黎城县的商税划给他。

通过种种巧取豪夺，皇族们山积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货赂山积，金钱百万。陕西的秦王，富甲天下，拥赀数百万。大同的代王，居然拥有房屋一千六十所。

藩王勋贵暴利滚滚的直接后果自然是民生的日益困顿。

从明代中期开始，历代皇帝不断通过加派等手段，将宗藩费用进一步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原本负担很重的百姓更加雪上加霜，到了明末，河南、山西、陕西三省百姓甚至不得不废箸、鬻舍、捐妻，以供王国之禄。

虽然自从成祖以来，朝廷明确规定皇族不得干涉地方政务，藩王的政治权利被不断限制。但是许多皇族都涉足地方事务，一旦有求不遂，就依仗自己的龙子龙孙身份对地方官员横加欺凌。

代王府的辅国将军因为不满县官处罚他的仆人，公然当众殴打知县。晋王府的河东王等人辱骂殴打地方官更是常事，所谓“挟奏有司，擅入府县，凌辱殴置，习以为常”。

嘉靖三十七年，宁化王府的宗仪，也就是小小管家，竟然　“求索禄粮不遂，围布政司门，殴伤左布政使刘望之。”小小的藩王家奴，居然敢殴打一省布政使这种朝廷大员。

不仅如此，各地的藩王更是嚣张跋扈、横行无忌。如河南禹州的徽王朱载伦，“有美女子过府，掠入与淫，女幼不敢接，即大怒，投以与虎”。山民王朱企礼在武冈州“前后夺民妻女无算”。武邑王在父丧期间“居丧无礼，置酒作乐，召妓者歌舞，极诸淫纵，内使谏者，辄非法拷掠，或触其怒，以石鼓压胸，囊沙覆口，死者数人”。

在刘宣治下，反抗的士绅还有可能活命，但是朝廷的宗亲，几乎很难幸存。除了爵位最低、没有民怨的奉国中尉之外，剩余的宗室亲藩在刘宣手中根本不可能活命。

况且崇祯皇帝为人刻薄，一定不会顾惜朱存枢这个秦王，只要剐了这个肥猪。只怕朝廷就会以失陷亲藩的罪名处置申用懋、张梦鲸这些边帅。

这样一来，就能为刘宣腾出一些时间，应对更大规模的战争。（未完待续。。）

尾声

刘宣斩杀秦王之后，在关中扫除了叛乱，充实了甲兵，积蓄了粮草。在崇祯五年又一次东渡黄河，杀入山西。

这一年他在山西阵斩洪承畴，收复太原、大同等山西重镇。此战之后，明廷大为震动，面对这种情况，朝廷终于决定放弃辽东，并且密谋借师助剿，与辽东八旗军议和。

与此同时，女真皇太极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有了入关争夺天下的想法。但是受限于女真人实力不足，人口太少，皇太极尽力说服八旗贵族，决定向明廷称臣，希望兵不血刃的占领辽东。

这一年，崇祯皇帝将关宁镇迁往山海关以东，裁撤东江镇，将辽东彻底交给了八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