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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后来张若虚的简本。如果说杨广在江南的写诗是某些权贵一样是为的是提高自己的名声或者附庸风雅，那真的就是误会杨广了，一首《春江花月夜》不能说明他的诗歌势力。那就看看杨广在江南时期的一首代表作《夏日临江诗》：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这首写景诗刻画的非常逼真，场面壮美，境界雄奇，它给人展现的是一幅幅层次清晰，色彩丰富而富有动感的画面。词藻秀美，语言清丽，用这种语言写景将情感注入其中，达到一种情景交融，表达了诗人杨广的怅然忘归的思想感情。这首诗对特定的时节，特定的景物，都有细腻的体察和逼真地描绘，将日落沧江，云散远山等博大景象和鹭飞林外，莲开水上等细小物象组合成极富审美张力的空间意象，中间杂以诗人的怅惘之情，创造出含蓄慰藉的意境。特别是“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不仅在对仗上极为工整，而且在色调上，用红和白两种颜色形成强烈的对比，构成一种反差，增强了视觉效果，在技巧上很见功底。

历史上，杨广在江南呆了十年，十年中他作为诗人与江南的士人相处的非常愉快，而江南的士人也因为杨广的原因慢慢融入到了大隋的统治下，南北文化的隔阂在彼此的交流与学习过程中渐渐弥合。

杨广是一名诗人，而且他还是一名佛教信仰者。可能是因为父母对佛教的信仰，所以杨广很小就对佛教有一定的了解并信仰，他甚至有一个佛家名字—阿嬷。故当他在江南面对除士人之外的另一大势力宗教时，杨广以一名宗教的信仰者与保护者的身份出现，从而赢得了江南绝大部分宗教人士的认同与支持。

对于中国佛教文化来说，江南更具有独到的意味。可以说，自从佛教传入中土之时起，中国佛教就具有深厚的江南情结。江南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之一。佛教起源于印度，但何时何地传入中土呢？历来有两种说法：汤用彤先生认为，“佛教东渐首由西域之大月支、康居、安息诸国传入，其交通多由陆路”（《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另一种说法则是江南说。梁启超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认为，“向来史家为汉明求法所束缚，总以佛教先盛于北，谓自康僧会入吴，乃为江南有佛教之始。但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学研究十八篇》）。他旁征博引地证明了江南是中国佛教发源地，也正是在江南的基础上，佛教才由南向北四处传播开来。无论佛教是如何传入中国，佛教都是在江南大规模的兴起的。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与统治者的支持，佛教在中国才真正走向历史，走进政治。尤其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促使佛教在江南的全面发展与壮大，有名的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院，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据记载当时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到了南朝后期江南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信奉佛教，从而形成相当大的社会力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第二十三章　大兴佛教

杨广生长在佛教之家，从小接受佛教思想当然懂得佛教劝善化民资助王化的政治功用。同样，佛教的兴盛也离不开封建统治层的支持，历代都有不少高僧主动向统治者靠扰。所以作为朝廷的镇守藩王，杨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信仰者，他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人物，故他一到扬州，便以江南佛教的最大护法者自许，他在江都宣称：

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又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因为在亡陈之后，杨坚知道南陈宗教势力在南陈旧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故曾下诏把江南的大部分佛塔寺庙毁掉。这里杨广把父皇杨坚下诏毁掉江南佛塔的责任推到叛乱分子身上，其意即是表示在他镇守江南期间他将一改以往，保护佛教。杨广虽然信仰佛教，但是作为政治人物他需要的是利用宗教收揽人心稳定战后不稳的江南，所以江南佛教界的头面人物智觊自然成了他要结交与拉拢的首要目标。

智觊（公元538—597年）俗姓陈，字德安，出身于“高宗茂绩盛传于谱史”的南朝门阀世家，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