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第2/4 页)

除出党，而他们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样。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莱伯格可以以左翼无党派人士的资格参加议员竞选，因为他能坦然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然而布伦特怒不可遏，因为如此干脆地把德莱伯格开除出党会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牵连的人都非常清楚，告发者一定来自军情五处内部。

两只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国记者，爱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彻，声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德莱伯格间谍生涯的证据，并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邮报》上，以及在《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中加以披露。平彻认为德莱伯格是军情五处招募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他伪装得极其巧妙，谁也不曾怀疑一个将要成为劳动党主席的人，会受雇于安全机构。

（图片两个公文包）

平彻宣称，德莱伯格还在兰辛学院念书时，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参加共产党布莱顿支部的。他还说，尽管俄国人知道M8是谁，然而当德莱伯格在1942年6月当选为议员时，军情五处还是雇用了他。他向奈特汇报下议院左右两翼的活动。战后，克格勃试图收买德莱伯格，让他向奈特传递假情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莱伯格为秘密党员。波利特宽慰他说，下议院内好几位议员发挥着秘密党员的作用。然而，德莱伯格向奈特汇报了这一情况。奈特指示他，只要使这种同波利特的接触公开化就行了。

1956年德莱伯格去莫斯科拜访盖伊·伯吉斯，因为他正在写盖伊·伯吉斯传。后来以《盖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为书名出版了。回国后他向军情五处汇报说，俄国人要他定期向他们传递有关劳动党内部活动的情报，而当时德莱伯格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使他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194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一直担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于劳动党那时已成为在野党，接触不到政府机密，所以军情五处同意德莱伯格向前苏联汇报他选定的任何情报。作为回报，德莱伯格保证站在军情五处的立场上与克格勃的联络员接触。

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处指示德莱伯格，将钞票随同他写的情报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给他们。尽管他上交了数千英磅，但毫无疑问，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说他给克格勃的报告，包括了与他共事的高级行政官员的私生活内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为他们的招募工作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情报涉及淫荡和犯罪的内容时，更便于他们打开缺口。据说德莱伯格把他在伦敦的公寓借给下议院的同僚们，供他们在午餐时间玩女人。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写入送交克格勃的报告之中。

上钩

为了写好盖伊·伯吉斯的传记，德莱伯格前往莫斯科拜会伯吉斯。此行是得到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双方同意的。军情五处十分清楚，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成稿阶段，还是在校样阶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军情五处也知道，德莱伯格会把校样送交他们审查的。这样，他们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担”对这本书的监督责任了。在德莱伯格的书中，伯吉斯否认他为克格勃提供过情报。德莱伯格声称自己相信这一点。很明显，军情五处想获取不利于伯吉斯的有力证据，从而防止他动心回国。平彻相信，军情五处一定指令德莱伯格，诱使伯吉斯回忆他在“特别行动小组”的短暂工作期间，参与秘密活动的情况细节。他们还希望他提及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莱伯格的出版商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没看出他们玩的花招，结果受到警告：除非他们在出版之前删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则就有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危险。他们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而军情五处也就获得了不利于伯吉斯的许多情报，足以使他不再返回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彻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一篇报导，说明由于伯吉斯向德莱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关当局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国，就有可能逮捕他，并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他违反了公务保密条例，而且证据确凿。结果伯吉斯被吓住了，然而他从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那儿收到三份报酬。

“间谍巨头”

但是平彻认为军情五处并不信任德莱伯格，因为他们怀疑他提供给前苏联的情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