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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少数人又是如何把像吹口哨一样普通自然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呢？手段自然琳琅满目．比如有种简单而痛快的办法，就是垄断‘诗’的名称。从前正统士大夫认为他们做的才叫‘诗’，而带有民间色彩的‘词’则只能算‘诗余’，就好像‘本科’身边蹲着‘大专’。曲为‘词余’，就更等而下之了。名目上的差别对应着社会资源的实际分配，做词的柳咏便登不得庙堂，只能在*堆儿里胡混。到了现代，诗的字典定义虽然兼容并包，但在‘新文学史’及其他热闹场上晃来晃去的，始终是白话诗人．白话诗写好了可以－－虽然不是一定－－‘出息’‘成功’，可以进作协。相形之下，倒是旧体诗更处于一种民间的自然抒情状态。八十年代以来，因为要和欧美接轨，白话门中更只有现代派一支在大家心目中称得上‘诗’，向往未来的女孩一般都在这路诗人手里失的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诗人”存则诗废人亡（2）

最重要也最值得玩味的的办法，是把写诗变成竞赛。都赛些什么呢？赛技术和天分。这两样东西之于文艺既得利益者的美学，就像警犬之于豪宅。旧时代的士大夫以‘诗法’‘诗律’‘诗格’‘诗式’严肃其事，把广大读不起书的人推搡出门外。牛背上的情种只好把心里话向一截竹笛倾诉，骚人墨客见了有趣，欣然写入画图；山里的姑娘只好把她的世界唱给溪水鸟雀，落魄的书生听了‘呕呀吵喳’的越加愁苦。说来有趣，就连东坡的诗（词），他们都认为不符合技术标准，还是胸怀大些的同仁指出苏某之‘破’，其实是在法度之内。头十来年我们还能听到做旧体诗的老师傅吓唬小学徒：“做诗可是讲究用典的！”最能体现这种技术原则的，便是所谓‘学人之诗’。这种诗做到极致，一群博士配上部《永乐大典》也未必读得通畅。现代白话诗办的是‘大众化’的牌照，可它摔门出了士绅的精舍，没两步便拐入中产阶级的沙龙，不久从后门钻进诗人俱乐部就不爱出来。‘诗人’们斜倚着书架，策划着什么‘抑扬格’什么‘先拉菲主义’，把白话诗像牲口般往自家学问技能的场院里不住吆喝。他们号称‘学贯中西’，所做的‘诗’像被苏格拉底以来的无数死鬼附了体，乱糟糟的不知在说些什么。到如今，诗人跟读者兜圈子本领更有长足的进步，读他们的诗就仿佛参加‘中秋猜谜灯会。’有心走近诗歌的常人，一见那没头没脑的语言－－明明是中国字，却又不像中国话－－便转攻高能物理、吐火罗文去了。社会学家研究过化学术语的的形成，据说‘二芬’‘六烷’之流的一大功用，就是高墙深堑，让外人望而却步。这其实是各个领域通用的验方。比如提到平等正义问题，专家学者只需把某某方程一念，围观群众就都老实了，否则炸油饼的厨子还以为自己最有发言权呢。

技术淘汰掉一大批人后，还可用‘才性’继续裁员。前者因为是对付普通劳动群众，读书人哪儿有不齐心的，所以一下就搞定了。作为民间精神体现的《诗经》遂成绝响。后来历代的竹枝词，也就相当于小摊上的灌肠爆肚，有钱人偶尔会来碗解闷。下一步在知识阶级内部搞利益集中，便没那么容易了。历史上‘才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此兴彼替，这边几尊‘诗伯’，那边几位‘诗怪’，谁也不肯让谁。‘才性’的标准着实凶险：曹植马不停蹄走了七步，诗竟做好了；贾岛为炼一字，居然围水塘绕了三年。这样高的要求不仅一般人达不到，而且读多少书也是白搭。因此才子诗的轻薄流利，和学者诗的沉郁涩滞，孰是孰非一直没有定论。不过，这两种标准倒是有斗争也有妥协。记得多年前在一个画展上，京城某名流扫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