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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正是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我从没有得罪过他们。后来，一位资深编剧说出的一番话才使我渐渐醒悟：

“雅文，你要能弄明白，你就不会受窝囊气了！影视界本来就处于一种无法、无序、无德的状态。有门有窗的能找个靠山，没门没窗的就像孙子似的，只能被人宰割，编剧根本没有地位！交剧本时，你明明是独立编剧，等播出来一看，你他妈居然变成老三了！明明是改编你的剧本，到最后改编者却变成了编剧。这种事太多了。不把你气出脑溢血和心脏病就算万幸了！你有合同有啥用？对某些制片方来说，只是废纸一张！人家大权在握，不用你当编剧，能给你找出一火车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排斥你，然后起用他们圈子里的人。有的剧本明明存在很多问题，却受到制片方的大加赞赏，最后拍出来只能是一堆播不出去的、或受到观众责骂的电视垃圾。就说你这部《盖》剧吧，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我只看了两集实在看不下去了。太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本应该弄出一部好剧，最后却弄成这个样子，别说你痛心，我都感到痛心！再说这些编剧，谁没遇到过被制片方请去修改他人剧本的事？如果看到人家的题材好，就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变成自己的，那还要著作权法干啥？做人应该有起码的道德和法律底线！影视界的侵权问题，涉及当前的文艺体制、法律不完善等诸多原因。影视界的侵权只不过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其实质谁心里都明白。我们这些文人真应该先净化一下自己的灵魂，否则，你争我夺，目无国法，怎么可能创作出好作品？又怎么能净化社会环境？”

后来得知，许多作家和编剧都因被侵权而付出了惨痛代价。一谈起侵权问题，好多作家和编剧都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九节（2）

沈阳军区的专业编剧李英杰，因被侵权而郁闷成疾，至今瘫痪在床。跟何庆魁一起搞小品的廊坊市文联主席赵德平先生告诉我，他编剧的一部电视剧，因没时间修改，让制片方请人修改。可是播出时却发现，编剧署名署着别人，而他的编剧名字却跑到滚动的字幕上了，而且一直拿不到稿费。最后，这位全国人大代表不得不用法律来为自己维权，虽然赢了官司，却使他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山西太原市电视台著名编导王喜凤女士对我讲，她创作了一部长篇电视剧剧本，已申报广电总局批准立项，并投入了大量前期资金。但某合作方以剧本不行为由，推荐一位编剧来修改剧本，王喜凤同意了，并向对方支付了稿费，双方签订了共同编剧的合同。可是，合作方用修改后的剧本开拍后，却不承认王喜凤是编剧。她四处奔走，向各级领导发出二十多封停止侵权的电报，却无济于事，气得她晕倒在北京的过街天桥上……后来，这起侵权案以法庭上调解告终，对方向王喜凤赔偿四十万元。她气愤地说：“两个一字不差的剧本，拿在我手里就一钱不值，而拿在另外人手里就非拍不可！这说明什么？是择人，还是择剧本？”她说：“我不怕用真实姓名，我所说的一切都是证据确凿。我认为这是向邪恶作斗争，抛开个人受的伤害不说，这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能团结一些正义人士，把反侵权的斗争做大，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一位因屡遭侵权而患上严重心脏病的作家告诉我，他很想写一本揭露侵权的书……

看来，侵权已经不是什么个案，它已成为文艺界的一种公害了，许多作家和编剧都受过侵权的伤害。

三年前，我自费赴欧洲挖掘出尘封半个多世纪的素材，把钱秀玲这位伟大的中国女性推向世界，因此受到中、比两国大使的高度赞扬，赞扬我促进了中比文化的交流，比利时首相接见我……

现在，面对一次次明目张胆的侵权，面对所欠的二十五万元稿费，面对一年多来几近崩溃的折磨，面对他人的诋毁，我的人格和尊严再也不允许我沉默了。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向媒体开口，向法律求助！否则，我无法洗刷他人对我的诋毁，更无法保护我起码的权益。不仅是为我自己，也为那些屡遭侵权、屡受伤害的同行们！

2002年5月5日，我接受了《南方日报》两位记者的采访，他们撰写的《剧本改编者的权利有多大》的文章，以半版篇幅发表在《南方日报》上。

但我深知，一个编剧向强大的制片方宣战，等于是以卵击石，会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会粉身碎骨，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是输，输了就更是输了。

我先生更是坚决反对：“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