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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接着又强渡金沙江、大渡河,挺进川西,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达陕北,远离中央军的控制区。 同时,时刻窥伺中国领土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于三五年一月十八日,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不断地向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六月五日,又借口第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六月十九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并于二十七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哈尔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军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 日本侵略者在察哈尔制造事端的同时,五月中旬以中国军队进入冀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为借口,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是国民政府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对华北统治权提出种种无理要求。面对日本法西斯新的挑衅,国民政府又一次屈服。五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方代表开始秘密谈判。六月九日,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离驻平津地区的东北军及国民党中央军。七月六日,何应钦复函梅津,表示对“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 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随后,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完全分离出去。
正文 第四十二章 罢工事件
“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孙百里看着这个震撼人心的标题感到好笑:撰稿者以为用这些口号就能够让国民政府改变对日妥协的态度,实在是太幼稚了!从《塘沽协定》到《何梅协议》,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已经非常明显,就是在不危及自身统治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军事冲突。虽然这两个协定从表面上看都是屈辱性的协议,意味着中国政府默认满洲国的存在,华北的主权也有一定程度的丧失,但是对统治中国的南京政府来说,利益上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损害,因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域只限于长江流域和刚刚接管云贵川三省,华北各省仍然处在各路军阀的统治下。察哈尔省是宋哲元,绥远省是傅作义,河北省是商震;山东省是韩复渠,山西省是阎锡山。孙百里连想都不用想,也知道国民政府会怎么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可能为了几个地方军阀的利益和日本人翻脸,肯定会毫不吝惜地把他们先牺牲掉。 但是牺牲掉华北以后呢?日本人显然是贪得无厌的,决不会停止南进的步伐,但是一旦危及南京政府的统治核心,蒋介石还会让步吗?看来中日之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已经为期不远了,该是考虑扩编军队的时候了!想到这,孙百里朝门口走去,准备去找杜周南商量一下。他刚走到门口,杜周南就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急匆匆地说道:“百里,快跟我的城里去一趟,出事了!” 孙百里连忙问道:“哪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 杜周南上前一步,抓住他的胳膊,拉着往外就跑,嘴里说道:“等上车再说,去晚了就来不及了!” 上车后,孙百里又问道:“现在可以说了吧?” 杜周南掏出手绢,边擦汗边说:“刚才,警察局打电话报告,说闽南糖厂的工人罢工了,要求厂方增加工资,厂方不答应,他们就堵住工厂的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搞得工厂无法开工。厂主从自己的家族和亲戚当中请了一百多个人来帮忙,准备自己动手来干,但是进不去,正在和工人对峙,形势非常紧张。” 孙百里为难地说:“处理这种事,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你要是早点说,把杨英杰叫上就好了,他应该有这方面的经验!” 杜周南吃惊地看着孙百里,说道:“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这种事怎么能叫他来呢!你忘了他的身份了吧?” 孙百里把脑袋一拍,明白过来,连忙说:“幸亏没叫他!等下看情况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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