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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二）

二　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 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 有些论着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 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 有的论着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3　p173　*　前已分析，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别在军事方面。张学良身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只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蒋氏对他也不能随意指挥。9月18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南京还有谁能对张学良发号施令呢？况且，命令这样具体，让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而且“一律点交日军”。指挥到这样具体的程度，有任何可能吗？一夜之间，十几次请示，十几次复电，有这种必要，有这种可能吗？而从顾维钧回忆和张学良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等人的回忆，张学良是19日才致电南京报告沈阳事变情况的。国民政府中央得知沈阳事变的信息，是在19日，这也可从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的记录和邵元冲日记等资料中得到证明。总之，郭维城的回忆漏洞很多，难以凭信。不知所谓事变发生后下令张学良不准抵抗的电文保存在哪里？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段回忆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且不论“九一八”当夜，张学良“十几次电南京”请示的说法，多么难以令人置信，只说一点即可知其不确：当天夜里蒋介石本人根本就不在南京。蒋氏于事变发生的当天（9月18日）乘舰前往南昌督师剿共。7　p126　19日晚，在南京之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临时会议，决定“电请蒋主席回京（南京）”。13　p275 *郭维城回忆原载《东北日报》。查对原文，引据书中引文内“南京方面”，应为“而蒋介石”。报道中还写到：郭维城将军说：“蒋介石（命令不许抵抗的）这些电文（报），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18 再如，另有一段回忆录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辩护说：“过去国人都责怪我出卖东北。现在我要读一封蒋委员长给我的电报，请大家看看我是不是抗日。”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从中拿出蒋介石的电报，宣读，大意是：沈阳事变，命令张学良不抵抗。3　p173这段回忆固然具体生动，甚至说到张学良“从衣袋里掏出个小钱包”这样的细节。但是，它绝不可靠也是很明显的。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庭审判记录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查阅已公布的审判记录，在张学良回答军法会审判庭提问的辩护词中，绝无这一内容。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的主题是西安事变问题，当问及：“党员官吏向中央建议，向有一定程序，君既有所主张，自应婉词向中央及蒋委员长陈请采纳，乃平日未曾向中央有所建议，突然出此（指兵谏），有何辩解？”张申辩：“我曾将我们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告过蒋委员长”，因“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张表示：“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他指斥的是“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他申辩时未将矛头指向蒋介石，而是“信崇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要“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9　p476　这是张氏申辩的基调。张学良怎么会拿出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命令他不抵抗的电报（假如有的话），来证明自己是抗日呢？ 而且，这次军法会审庭审判长李烈钧和审判官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