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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侵略决策的过程，并非是处在不知情或是无可奈何的状态，而是相当积极主动参与决策，偶尔也会有作战的重点提示。只是做为日皇，裕仁不方便自己主动提出政策方针，多半是接纳属下的共同意见而已。 而日本的基本战略演变，基本上是操纵在扩大派的军官手中，他们的侵略，煽动了日本的民气，可是他们始终被自己的短视眼光（「见木不见林」）所限制，而一步步被中国所设计之战略格局发展所左右。这是日本三千年历史中唯一次的对外大扩张，竟然没有真正的远大方略，也没有真正的强势领导核心，所有涉及和、战的根本大政方针，都在激进与犹豫交替的状况下，做出无远略、无持续性的抉择，最后当然只有落得惨败的下场了。 而在中国方面，当时整个的国家与社会，仍然处在农业社会的落后状态，并无一套支持现代化战争运作的制度存在，来完成这个全民族历史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国从大本营的指挥系统，到补充兵力的征兵制度，都刚在草创与适应的阶段，更别提支持战争最为重要的工业与军需生产力的落后了。 不过在领导的运作上，中国却有蒋介石做为抗日的领导中心与权威。因为纵使到了全面抗战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军政力量，仍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妥善划一的制度，只有蒋介石成为团结抗日运作的中心，协调一切内外的势力，制订各种应对的策略，可以说他也是边学边用边调整。因此在分析中国抗战史之时，就很难以一般的方法来看这场跨越时代的中日历史决战，本质上，日本是站在已经现代化社会的阶段，但是中国才刚刚准备开始现代化而已，两个对决的国家，完全处在不同的时代与环境之下。 从领导的层面分析，假如当时没有蒋介石的领导，中国几乎就没有办法进行有组织的长期抗日，而很可能最多沦为游击与流亡政府，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争取到领土全面的光复，以及联合国四强的地位（当时国际强权曾计划，将东北四省以及台湾列为「国际托管地」）。在没有完整制度的运作之下，蒋介石个人的优缺点，以及中国当时的实际国情，都造成抗日战争历史的复杂性。蒋介石做为抗日战争的关键领导人物，其主要的历史地位，并非单纯指挥前线的军事作战（有如大战时的英、美、苏以及德、日等国的将领们一样），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要设法领导这个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建立、现代化生产与社会结构尚未奠定基础的中国，单独地对抗已整军经武，蓄意侵略中国长达半世纪以上的日本强权。 根据历史的事实显示，蒋介石至少在个人方面，是一位相当有胆量的军人，他曾经多次亲身前往战事非常激烈的战场视察，几度遭到近乎丧失生命的近身攻击，但是蒋介石从来不曾对于个人生命的安危，而显露出任何犹疑与畏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最高战略原则上，蒋介石也能大体的不失原则。至于在一些重要战场的指挥上，蒋并非杰出的指挥官，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经常「直接」干预前线战场部队调动的问题，蒋介石也缺乏历史上名将所拥有的特殊军事直觉与指挥的天分，所以少有惊人的战场军事才华表现。当然有些军事布局的考虑，往往是要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时空环境，以及全盘政略的考虑，因此不能做出纯粹在军事上最佳的选择（尤其在中国抗日战争更是如此）。 蒋介石领导中国的抗战，是要面临比军事战斗还要复杂的各种历史与制度问题，虽然蒋介石的最为重要职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是其真正重要的职责，并非是军事上的指挥工作，而是总合一切的力量，进行对日的抗战，蒋介石一度身兼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四川省主席，农民银行理事主席、中央大学校长。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建立现代化的政府与军事制度，蒋介石所统帅的是一支还在发展与适应中的拼装部队，这支在观念上，属于几个世代混杂的部队，没有共同的后勤系统与互通的训练基础，各个部队的领导人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与不同的动机，他们还无法建立真正互信与一致的指挥系统，而后勤补给又是如此的不足与缺乏，因此一切都要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运作。从蒋介石对前线部队所下达「命令」的形式与内容来看，除了是对中央军（因为都是他的军校学生）以外，多半都是采取「建议」与「情商」的内容与语气，而命令的结果，对于雄霸一方的诸侯而言，通常也都是「参考办理」而已。 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最大的失败，还不是与日军对抗时，一些指挥与战略布局的错误，他最大的失误，应该是来自无法应付盟国的压力，而非敌人日本的攻击。从盟国要求组织中国战区开始，蒋介石就陷在一连串决策错误的危机之中，「盟国」苏联硬是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