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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请苏联予以谅解及保障。（二）利用中国党派问题，劝诱苏联停止援华。（三）籍调停英德战争的姿态，使苏联感觉孤立，因而就范。”文章认为，这些浅薄的理由是骗不了苏联政治家的：第一，“苏联是中国的友邦，对中国同情最深，对日本认识最透，自然不会为松冈的如簧之舌所惑，而谅解其灭华。”第二，党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人有把握予以解决，所以这个问题不会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第三，关于调整战争，英国首先不会相信其诚意；要让苏联因为“感觉孤立”而就范，也没那么容易。另外，《大公报》还在3月24日的短评中说，松冈路经西伯利亚时，苏联在那里举行了军事演习．这也表明松冈到莫斯科不会有什么收获。 然而，就如同罗斯福所谓“不能与夷烧弹讲理”一样，《大公报》的这些言论虽然用心良苦，但对于一个以暴易暴的政权来说，却完全是对牛弹琴。松冈是在3月23日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他就破例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可见斯大林对他的到来是多么重视。对于这种情况，也许局外人看得更为清楚。4月2日，《大公报》转载《泰晤士报》的评论说：日苏双方可能要签订一个商务条约，以便为缔结一个更广泛的政治协定――互不侵犯条约作准备；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从30万关东军中抽出大部分来用于南进，“并将压迫苏联，停止对华的援助。”第二天，该报又报道说，日本已宣布，它与苏联举行的经济谈判即将结束，可见《泰晤士报》的分析是有根据的。 4月4日，松冈在柏林踌躇满志地对新闻界说，这次出访比他“离国前所预期之成果，有‘加倍之收获’”，并声称现在的形势就如同“夜幕初启，东方发白”一样。4月7日，松冈访问德、意之后返回莫斯科。为分析松冈是否负有特殊使命，舆论界纷纷猜测他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有的说三天，有的说四天，也有的说“松冈因有极重要之公务，已决定提前返国。”最后，还是松冈自己揭开了谜底：“本人原计划于十日离此，但如展缓离此可有裨益，拟稍缓返国。”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双方的司马昭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然而《大公报》还是在4月9日社评中说：松冈此行的目的，是企图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保持中立。根据常识判断，苏联是不可能否满足其欲望的。第一，如果苏联满足松冈的要求，就会使日本暂无北顾之忧，将力量用到对付中国和英美的战略上来，这不仅对德、意、日有利，也对苏联构成了更大威胁。何况三国同盟就是反共联盟，苏联绝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第二，中苏两国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凡足以减弱中国抵抗力量或便利日本对华进攻的日本任何要求。苏联一定不会允诺。”基于以上判断，该报认为“聪明老练”的苏联当局，只有“发挥巧妙的手腕，使松冈到底猜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才能在外交上取得成功。 这显然是书生之见，因为在斯大林的外交辞典里，是找不到“友好邻邦”等词汇的。相比之下，倒是林语堂的分析较为透辟。他说：松冈此行的目标，虽然是想“借德方之力，谋解决苏联问题”，但由于苏联玩的是“放狗相咬”的手段，所以主动权仍然是握在斯大林手里。他强调，苏联的外并政策是先诱导德国进攻英国，再唆使日本占领中国并攻打美国，以便自己从中渔利。（林语堂：《美国通信》，《大公报》4月14日） 在莫斯科，松冈与莫洛托夫进行了两天的谈判后，突然宣布要去列宁格勒访问。据说，松冈曾经在那里担任过外交官，这一次不过是旧地重游。但实际上很可能是等待苏联当局的最后决策。4月10日，也就是松同在列宁格勒访问的时候，有消息说他的行程将延长到本月13日。第二天，松而返回莫斯科后与莫洛托夫继续举行会谈。当天日本首相近卫还对新闻界发表谈话，但没有透露日苏会谈的具体内容。4月12日，松冈和莫洛托夫在第四轮会谈后拜会了斯大林。这说明双方已取得满意的结果。 松冈的行动自然引起外交界的关注。4月12日，我国驻法大使顾维钧“急欲了解松冈二次访问莫斯科有何用意”，会见了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顾在回忆录中写道：“鲍格莫洛夫说，此次会涉及到的只是对苏联和日本有关的问题，属于商业或者经济方面，诸如贸易和渔业等。他认为不会缔结政治协议，同时第三方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他向我担保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依然极其良好。他解释说，两国的边界线很长，彼此间的关系极端重要。苏联政府希望看到中国依然是以民治为基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日本外相在苏联逗留时间之所以延长，是因为他想多参观一些地方。松冈刚刚访问了他青年时代曾居住过一段时间的列宁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