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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对抗战鼓劲加油的一片喝彩声中，汪精卫自感无法说服蒋介石，更没有力量左右执政的国民党的抗战路线。因此，决心孤注一掷，挺身而出收拾残局，走‘保种保民’，走一条‘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道路。 早在1938年10月下旬，汪精卫就暗中派亲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特务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密商罢战媾和之事。 10月20日，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汪精卫由重庆出走，然后，汪、日双方相互发表和谈声明。 11月30日，天皇批准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其基本内容为‘新中国’承认‘满洲国’；华北、蒙古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规定‘新中国’之政权形式为分治合作。在附属条款中，还要求中国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蒙受之权利、利益的损失。 12月18日，汪精卫和夫人陈壁君，以及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等人，趁蒋介石 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12月21日，。蒋介石正在陕西武功主持军事会议，向西北将领们传达南岳军事会议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从重庆打来的电报，说汪已去河内，与日方商谈和平。 蒋介石看到电报之后十分吃惊，因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内部身居要职，突然出走河内，必将引起轩然大波，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使国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阵线精神崩溃。他急电云南省主席龙云，询问详情，并让龙云转交他给汪精卫的电报，劝汪回国，勿搞和谈之事。蒋介石又急电正在河内进行国事活动的外交部长王宠惠面会汪，力促汪醒悟回国，不要被敌人所利用。 然而，汪精卫旗帜鲜明地表示要寻求‘和平救国’之路，拒绝回国。 蒋介石害怕因汪出走与日和谈之事，引起人心浮动，也害怕家丑外扬，命令有关方面，严密封锁消息。 12月22日，日本方面得知汪精卫已顺利出走河内，顿时大喜过望。内阁首相近卫立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尊称汪精卫为中国的有卓见之士，把汉奸势力称作复兴气势。 近卫声明说：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之国民政府，同时与中国同感忧虑并与有卓见之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 现在感到中国各地复兴气势蓬勃而起，建设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与新生中国调整关系之总方针，以期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睦邻友好，共同防共及经济合作。 12月24日，重庆。蒋介石鉴于日本方面已公开向汪精卫伸出和谈橄榄枝，汪精卫潜去河内的消息又不胫而走，世界舆论和国内舆论哗然，而且各执己见，众说纷纭。特别是德国广播的消息说汪某是代表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前去与日本谈判和平问题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公开场合反复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以澄清事实真相。 是日，蒋介石召见美、英大使，正式通知两国政府，汪精卫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之事，请美、英相信，中国政府绝不会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借国民党纪念周会之机，向党、政、军高级人员发表演讲。在长达八千字的长文中，对近卫声明进行强烈谴责和批驳，指出近卫声明是妄图灭亡中国的毒计，是扰乱中国内部的阴谋，中国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应抗战到底。 在这里，蒋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卫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开谴责汪，使其不致激化与汪的矛盾而公开主和。他把汪精卫划为‘内部’一方，而给其留有后退的余地。 为了和平处理汪精卫事件的危机，蒋介石又叫驻英大使郭泰祺亲自到河内劝诫汪精卫，希望他不要与日本人继续接触，免于敌人以可乘之机，并建议他到欧洲考察休养。 然而，此时的汪精卫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2月31日上午，香港的《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对日通和的《艳电》。该电以汪精卫及其团体的名义，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蒋介石及中央执监委员会建议，中国与日本罢战言和，与日本携手防共。 消息传到重庆之后，蒋介石立即主持召开国民堂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紧急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于翌日做出决议：鉴于汪精卫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颠倒是非，为敌张目。违反纪律，危害国家。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党，并撤除一切职务。 汪精工被开除了党籍，撤了职，仍然还是中国公民。蒋介石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