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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切实注意为要。’当夜事变发生，荣厅长用长途电话向北平报告的是十时三十分钟以前的情况。那时日军只是炮击北大营，沈阳及其它各处，都没有变化。张司令长官基于累日日军演习司空见惯一点，仍令遵照‘鱼’电批示办理。等到沈阳当局发觉日军大举进攻，再向北平请示，电话线已被日军割断，虽改发无线电，但辗转到达张氏面前，已是十九日上午，日军业经占领沈阳，实已超出‘寻事’的范围太大。现在回头想起来，‘不与抵抗’系以（日方）‘寻事’为条件，当不会以‘占领’为条件。如果北平当局所得为‘全面占领’的情况，究竟是否仍令遵照‘鱼’电，应有问题。这就是说，‘不抵抗’似由于情况不明及通信不灵而促成的。当时在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昧于情势，事前未能提高警觉，来防备敌人的侵袭，临事未能适应情况，作权宜积极的措施，遂于仓皇失措中以‘不抵抗’应付问题，实为一件最大的错误。既系敌人‘攻占’而非‘寻事’的情况，就不应作消极的‘不抵抗’之处置。仓皇中以‘不抵抗’来应付问题，实为一大错误。”12　p288…289 王铁汉身为一名团长，对于上层决策未必了解。他敢批评当年在东北沈阳的军政负责人员，没有批评蒋介石与张学良。但他将事变前有关遇有敌人寻事（挑衅），力避冲突，“不与抵抗”，与事变发生后敌人已开始进攻“占领”，仍命令“不抵抗”两种情况作出区分，应是有道理的。其实，遇敌寻衅，忍让退避，决不先开火，是为事发前确定之“力避冲突”方针；至事变发生之后，遇敌开火进攻，不加还击，甚至让出阵地，是为“不抵抗”；至己方已被敌攻，反而自解武装，即发生伤亡，亦不还手，“束手缴械”，让出营房城池，任由敌方占领，这是彻底、绝对的“不抵抗”，是“不抵抗”的极致，即所谓的“不抵抗主义”也。我以为，“不抵抗”与“不抵抗主义”没有界限，只是后者为前者发展至极端而已。但“力避冲突”与“不抵抗主义”有别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事变前，蒋介石主张对日军挑衅“力避冲突”的回忆资料，台湾学者刘维开撰文考析，洪钫回忆中之“铣电”，不仅大陆无源文件作证，即台湾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中亦查阅不到根据。他认为：“洪钫的回忆是否正确，则是一个疑问。”而对何柱国之回忆，刘维开亦考订：9月12日蒋介石整日在南京活动，并未有至石家庄之行程；从蒋、张二人当日的活动看，二人几乎不可能有时间见面。28　29显然，这些回忆资料的准确性犹需考订核实。

作品相关　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四）

四　澄清之四：究竟是谁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有些学者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两段文电连在一起， 试图论证：“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的执行者，无论九一八事变前或是九一八事变后，都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的不抵抗命令。 ”他们写道：“9月23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已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的急电中，已经隐讳（晦）地说清了这个问题：‘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电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这个‘官方’只能是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张学良是副司令，张学良只能向蒋介石请示，是不言而喻的。”30 这段论证存在不少问题，须作讨论。一是猛一下从时间看，国民政府发布的告民众书在前（9月23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在后（24日），这一叙述容易使人误解张学良因执行国民政府“避免冲突”的指示而抱不抵抗主义的。然而，张学良24日电中所述是9月18日夜之事，远在国民政府告民众书发表之前好几天。须注意者，看这段话时不要按语句的前后顺序将事情的前后顺序弄颠倒了。 二是事变前避免冲突的方针对事变后实行不抵抗可能不无影响，但二者性质不同，前已论及。而且，事变发生后“避免冲突”的指示，显为对“全国军队”遇到可能发生的日军挑衅情况而言，至于东北，那里已经发生冲突，而且日军已经大肆进攻并占领许多城市了。 三是说“‘官方’只能是蒋介石”的解释颇值得商榷。张学良电文中第一句“先是我方曾经电令各军避免冲突”，应指张学良和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