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2/4 页)

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故意挑衅，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炮艇“帕内号”，导致美方70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出售战略物资。 美国如是，苏联又如何呢？ 苏联的最大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面对来自日本的危胁，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达到挽救苏联之目的。皇姑屯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对俄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的报道）此案单从逻辑上看也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苏联如愿以偿。为了让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必须以不得罪日本为前提，必须以不把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所以，无论国民政府如何再三恳求，苏联坚拒对日出兵。在有限度援助中国的同时，私下里苏联日本一直勾勾搭搭，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 1930年代的中德友好图 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中国领土为相互馈赠的供品。苏联实现了确保东线安全的初衷，并从此断绝了对中国的援助。对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苦岁月的中国人民来说，这无疑是令人寒心的叛卖之举。 美苏如此，其他大国也不仗义。国际社会保持着可耻的沉默。中国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中迎战强敌，外交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个危局接着一个危局，欺骗之后复有欺骗，叛卖之后还是叛卖。 日本这头卤莽的野牛最终如中国期望的那样撞上了美国的脑门，迫使美国拔剑自卫，日本从此陷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泥沼，不能自拔。中国终于告别孤军状态，以弱克强，与盟国携手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 出于反苏的需要，德国一度反对日本侵华 在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竭力保持中立，这一点从前是甚少披露的。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注定了德国根本不可能站到中国一方，而是与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携手挑战文明世界，最终与中国为敌。但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德国并非自始至终都与日本沆瀣一气，在中日冲突的早期，德国还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尽管还不是很强大，但不容忽视。德国需要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这样既可以获得从别的渠道所无法获得的战略物资，又可以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带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为丛驱雀，把中国逼上绝路而迫使中国与苏联结盟。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对日本侵华政策是持异议的甚至是明确反对的。1937年7月28日，德外交部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德国还几次向中方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 一方面，德国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坚决抵制建立亲日远东政策的强大呼声，苦心孤诣地维持中德邦交。以至于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敌乎，友乎？德国对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