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第3/4 页)

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3）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19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也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要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