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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前。星期四是他去印刷室的日子。晚上回到家里感到极端的疲倦。气候仍然顽固地保持炎热和干燥。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次干旱将使半个地球处于饥饿和灾难之中。伦敦现在正处在社交旺季，到处都是自作聪明，强装笑脸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比大跳探戈舞的1913年更愚蠢的话，那么根据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巴恩斯坦波尔把今年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年，《星报》同往常一样在体育新闻报道和时装介绍栏目的空余边角处刊登一些坏消息。俄国同其他国家的战争仍在继续，爱尔兰，小亚细亚、印度边境、东西怕利亚也是如此：又发生了三起可怕的凶杀案；矿工在罢工，建筑行业也在罢工。惟一的好消息是，在下行列车上还能找到一处立足之地，可遗憾的是，发车时间还迟了二十分钟。

他发现太太给他留了上张便条，告诉他，温布尔登的表妹来电报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可以和利兰小姐一起观看网球比赛，并可亲眼目睹所有网球冠军的风采。她和三个儿子一块儿去，可能回来得很晚。她还说，她们参坚持到比赛的结束，一定要观赏到真正一流的网球比赛。由于那天晚上是佣人的休息日，她还问他是否介意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佣人在走之前会给他准备好晚饭的。

巴恩斯坦波尔无可奈何地把便条看了一遍。晚假期间，他无意识地把目光落在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讲述的是日本人如何有意践踏和破坏中国文化和文明。

晚饭后，他坐在后花园里吸着他的烟斗，这时，他才知道一个人独自在家意味着什么。

他突然活跃起来，跑到佩弗的往处，告诉他医生的诊断和建议，并解释说。现在正是《自由主义者》离得开他的时候；因此，他要求休一次假。之后，他又跑回自己的房间，急急忙忙收拾好随身物品，把它们装进一个似乎不易丢失的旧格莱德斯通牌旅行包里，并把旅行包放在汽车的后座上。紧接着他又花了一点时间给他太太写了封信，很小心地把信放迸贴胸的衣袋里。

最后，他锁好车库，回到花园，躺在躺椅上，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经过仔细挑选，名字叫《欧洲的崩溃》一书，以便家人回来后看不出任何破绽。

太太回来后，他漫不经心地告诉她，他觉得自己患了神经衰弱症，准备明天去伦敦看一下医生。

太太要帮他选一个医生，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能不考虑佩弗坚持向他推荐的医生。实际上，他已经看过了那位医生。当巴恩斯坦波尔太太认为他们大家全都应该休一个愉快的假期时，他只是哼哼了一声，既不表示坚持，也不表示反对。

如此以来，巴恩斯坦波尔终于摆脱了这个家，几周休假所需的东西已准备好，并且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第二天早晨，他朝伦敦方向开去。路上的车很多，而且跑得也很快，但没有任何要出事故的迹象。这辆“黄祸”跑得特欢，实际上，它本该被命名为“金色希望。”到达坝伯韦尔后，他上了新开的路，驶向位于沃霍尔大桥路尽端的邮电局。他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既感到有点后怕，又觉得很刺激。他停下车，走进邮电局，给太太发了份电报。“潘根医生说，”他写到，“急需单独休息。去湖泊地区康复。行李已备好。余事随后信中告知。”

之后、他走出邮电局，在口袋里乱摸一气，掏出那封头一天晚上就早已写好的信。把它寄走了。他故意把信写得很潦草以说明神经衰弱已到何种程度。他在信中解释说，潘根医生命令他马上休假，并建议他“去北方”，最好几天或一周内中断任何信件来往。如果没有什么急事的话，他将不准备再写信。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如果休息好，一切都会没事的。一旦有了确切的通信地址后，他将拍电报通知她，并且仅限于传递非常紧急的事情、

做完了这一切，他又重新回到车上，从心底里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自从他在第一个学校里的第一休假之后，他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他驾车上了大北路，但在海德公园转角处的交通阻塞中，他让警察把他引向骑士桥。之后不久，在牛津路和巴斯路之间的岔口外，一辆发生故障的货车迫使他又回到了原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拐来拐去。他最后还是踏上了北去的路。

3

同往日一样，阳光灿烂，晴空万里，这也是1921年大干旱的特点，但所幸不算太热，巴恩斯坦波尔对这一切的新鲜感，再加上他愉快的心情，使他相信，在他前面会有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希望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知道，他现在是在摆脱烦恼的路上，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