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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一连数日不回家，反正父亲对于她是陌生的。在她的印象里，父亲一直在日本，回国后，又老是在天津。其实她父亲是因为地下党的工作而在天津兼职的。

若珊正沉醉在读书求学，以备将来“做大事”，绝不“平庸”的理想中，这也许就是母亲施于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缘故。母亲为她讲解《长恨歌》、《孔雀东南飞》两首长诗时，她能领悟到诗中人的悲痛，更为《木兰辞》而激动不已。

这时，一位青年推开阮家大门，若珊欣喜地问候道：“是四大爷啊，快进来烤烤手。”

来人叫阮岐山，是北大地质系的高才生。他上大学的费用，全部由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资助。

若珊对四大爷阮岐山很是崇敬，她追着四大爷问：“北大地质系是否真的没有女生？”

得到阮岐山确认后，若珊萌发了将来要做地质学家的梦想，并问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当地质家的梦想。阮岐山说除了身体好，还需要学好英语。

阮若珊似乎看到了方向和目标。虽然她是个外表文静的女孩，但因为崇拜花木兰和其他杰出的女性，内心始终蕴藏着炽热的英雄主义的情愫。

一串熟悉的脚步声出现在阮家门前，“你爸爸回来了！”妇人立刻移步门前。果然，门前站着她思念的丈夫，只是丈夫苍老多了，令她心酸。

若珊并不知爸爸遭遇了多么危险的经历，她催促阮岐山：“四大爷，快点教我几句英语，我要欢迎爸爸回家。”

当若珊用刚刚学来的几句蹩脚的英语问候父亲时，父亲惬意地笑了。

12月9日这天早晨，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刚刚上课，校门口突然响起呼喊声：“同学们，快来参加抗日救亡的队伍！”原来是外校的同学围着师大女附中的校门呼唤女生们冲出去。这时，一首首救亡的歌曲也此起彼伏地唱了起来，“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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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中学优秀生阮若珊辗转到抗大（2）

一向深受父母影响的若珊本能地热血沸腾了。她和女生们唱起歌，呼着口号。

为了号召同学们罢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4岁的阮若珊一改往日的文静性格，激动地冲着教室大喊：“我们决定罢课！谁来上课谁就是甘当亡国奴！”同学们都愣了，睁大眼睛望着她，好像不认识这个女生了。

救亡的心愿一旦生成，若珊便处处体现在行动中。第二天，她就以纠察队长的名义在学校大门口站岗，劝说同学们不要来上课。那天，她的脚冻出了冻疮。

震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若珊得到父母的支持和鼓励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驻守北京的二十九军士兵凶狠地挥舞着大刀，截拦制止学生们的救国游行。走在最前面的学生们慷慨激昂地陈述道：“抗日战士们，你们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枪口对外，团结一致拯救国家！”二十九军的许多战士参加过西北抗战，听了学生们的陈词，他们和学生们流着泪握手言和了。毕竟都是中国人。参与游说二十九军战士放下大刀的学生们当中，就有阮若珊。

在家人的支持下，阮若珊参加了很多游行活动，还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当了小队长，她常常跟着著名演员崔嵬、张瑞芳等下乡演出。若珊还以家庭为基础，成立了一个“高尔基文学社”，她让小弟阮崇武演伤员，大家抬着他唱《梅娘曲》，排演慰问伤员的小剧。

“七七事变”爆发了，一夜之间，北京城静默了。在“民先”组织的安排下，若珊转到一所教会学校，即贝满中学读高中。

1938年中秋节之前，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若珊，突然被人叫到外面，那人自称是新的联络员，给她带来一盒月饼。她说：“以前跟你联系的联络员被抓进日本宪兵队，怕她受不了酷刑，在昏迷中说出认识的人来。”若珊回到宿舍，打开月饼盒，里面有个字条：“让我们踏着同志的鲜血前进！立即离开北平，或到西山，或到天津工厂做工。”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若珊先到天津读书，后辗转到了冀南抗日一线，当了一名电报员。她是悄悄走的，离开天津前，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国破家亡，我必须像花木兰一样上前线，不能再上学读书了，请妈妈原谅。”

1939年5月，打扮成乡姑模样的阮若珊来到了山西晋南屯留县故先村，成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员。

上海女工陈若克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