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2/4 页)

一点干粮留给了母亲，还给前面部队的的政委写了封信，希望他能给自己的亲人搞一些粮食。以后弟弟告诉李中权，那个政委姓张，四川人，但是他那里也没有粮食，只能拿一块光洋，交给李中权的弟弟。李中权跨上战马，不敢回头看母亲。这一走，给李中权留下了终生遗憾。从此以后，李中权一直在想，他当时应该回头去抱一下母亲，痛哭一场。随后，李中权和部队翻越了终年大雪覆盖的党岭山，继续行军，但他心里万分不安。为母亲和弟妹的命运，深深忧虑着……1936年9月的一天，李中权最不愿意听到的噩耗，还是传来了。已走出草地来到甘南的李中权，忽然看见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他跑来。到跟前一看，是四弟李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病逝的消息，告诉了李中权。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下，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疮，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没有办法，就用妈妈别头发的簪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母亲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了。她老人家在弥留之际，一遍又一遍地询问着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找到“三哥”，一定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他的母亲生前曾经讲过，跟随红军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是的，这位英勇的母亲，在苦难中煎熬了一生，投奔红军后，她虽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她那种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坚信红军的信念，永远激励着儿女们为革命事业去奋斗。李中权的弟妹们，没有辜负母亲的嘱托。他们忍着悲痛，含着眼泪，用手挖泥土，掩埋了母亲的遗体。随后，三兄妹全部正式参加了红军。后来，弟弟李中柏交给了李中权一张纸条，上面记载着母亲去世的日期和埋葬的地点。使他遗憾终生的是，在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纸条没有保存下来，丢失了。为此，李中权至今还深深内疚、自责着。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并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那一年，在家中排行第三的李中权已经是家里最年长的人了，他父亲、母亲，还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1996年的10月，长征60周年的时候，李中权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长征路上最后一次见母亲》

。。

长征中母子永别（2）

明知母子最终别，不再回头视母亲。待到苍龙俘获日，泪书往事晓儿孙。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智“斗”张国焘

前面我们说过，1935年，红四军15个团和四川军阀刘湘80多个团在百丈关恶战，此战之后，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再次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县，临时成立了大金川和四川两个省委。李中权从总政地方局调任天全县委书记。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不久，总政副主任兼四川省委书记傅钟找到李中权，让李中权准备一下，张国焘要找李中权谈话。李中权一向知道，张国焘很难接近，稍有不慎，就会挨整。但是，他既然来视察，肯定要问些天全的情况，自己刚刚上任，许多事还不清楚，怎么办呢？李中权就想，万一碰上不好回答的问题，只有随机应变了。张国焘当时40多岁，高个子，胖胖的。召见后，谈话开始了。“天全有多少万人口啊？”他带着江西口音问。“60万。”李中权回答。“全县有多少个区呀？”“六个区。”“县城边的是那个区呀？”“城关区。”“这个区有多少人呀？”李中权慌了，还没来得及统计呢。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卡壳。情急之下，他随口说：“13646”，虽然是临时编的，但有整有零，像真的一样。张国焘又问了这个区有几个乡，乡里有没有党支部，支部书记都叫什么名字。其实，李中权只记得两个人的名字，但必须说出五个，于是，又只好现编了三个人的名字。回答完后，李中权担心被发现问题，紧张得心直跳。好在，张国焘没有继续问下去，停了停后，又接着问这个乡支部有几个委员，都是什么委员，五个委员都是什么成份等。被逼得无奈，李中权随口说，有三名雇农，两名贫农，贫雇农占绝对优势。张国焘还问到了天全的物产多少，粮价高低，斗有多大，等等。当李中权说，县里准备规定米面的价格，抑制物价上涨时，张国焘扭过头对傅钟说，要傅钟抽时间给中权讲讲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和价格的关系问题。说完就走进里屋去了。走出张国焘的住处，傅钟拉着李中权的手夸他回答得很好！过去，不少人被张国焘问住了，不是罢官就是处罚，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