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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

逮捕。

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人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

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

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

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戴那次派我和李肖自去见

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

为自己去惹麻烦。李肖白便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

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

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

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他还说，如果

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

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

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

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

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蒋更生临行前

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

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个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

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

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

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

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

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

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

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

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

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

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

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

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

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

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

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

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

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

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

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