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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面对面。她有多少时间和体力?她不是神,是人,和你我一样,我生怕她做了“三毛这笔名下的牺牲者”而逃离中国,再也看不到、听不到、见不到她的人,声音、和文章。她会的,因为她很明白生活的意义。门上挂的牌子,已说明了做三毛的不胜负荷。
老师一篇文章里说她自己有时感到是一个小丑,为许多人的欣慰而沿着。要知道小丑在台前笑,在台下是不好笑的。
老师是所有她关心的人,和关心她的人的特别天使,别以为天使是好当的,相对的付出未必会有令人释然的感觉,只是我们无法拒绝,拒绝她那无尽的鼓励、爱心与强悍的生命在学生良知背后的催促,直到每一个人的心版上刻进三毛的名字。但是她也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和时间,只是为了三毛能带给人们一些东西,所以付出了无尽的体力心血投入人群。我不敢问她;我们的老师,她快乐吗?
老师今天站在讲台上,开的课是“小说研究”,而我们所得到的又岂只是小说而已,三毛的非小说故事就活生生地映在我们眼前。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往往给我们一个死板的模式,让我们向里套,合适的衣服穿在合适的人身上是舒服,若是不合适呢?就成了束缚。
今天师道之不存也,久矣!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孩子愈来愈听话了,不再有任何怀疑,因为多一份存疑就多一份反抗,也多一份苦难,不说话!先是不敢,再是不愿,到后来也懒得去说,什么是麻木不仁,去问一问这一代苦闷的学生。
可是在“小说研究”课里你是看不到沉默的,今天全台湾只有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开了这堂课,研究的是一个启发创作潜能的课题,探讨的是一个又一个人性的问题,所有的小说情节也逃不过描写人类的问题,让我们学着如何去观察,来解释人之所以存在的价值。
当然,陈老师也分析起、承、转、合的小说技巧。她能够将理论的东西,经过完善的表达,使那份艺术的特质,在课上讲出来。老师上课不仅是知识经验方法的传递,更是某种观念的建立,她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都是书中人生的经验,我们不是不讲理论,只是我们用生活来印证理论,是活活泼泼的课,真是如沐春风。
老师教我们观察世上的景相,使我们知道不要轻视任何一个生命,包括印在白纸黑字上的“孝敬父母”,尊师重道”都有它行为上的意义,但是知其然,而且又知其所以然的人有多少,知而能行的又有多少?传道者用照本宣科式的教人已不实用,如果只是如此,那么识字的人难道自己不会去看书?
上小说课我们谈人之生人之死,什么是人性,好人与坏人是不是绝对的,善与恶是与非真有其不变的真理吗?我们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那么什么才是真理?真理是动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第一堂上课时,老师发觉全班许多同学对《红楼梦》、《水浒传》这两本白话文学如此生疏,没有说什么,可是看得出她也有些急了,她在先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之后,毅然开了《红楼梦》。可是说得十分客气,说只是对同学在这两本小说上,做一个“引介”的工作。陈老师对于《红楼梦》,不是索隐派,不是考证派,而是由艺术欣赏与人物刻划上说出这本书的境界来的。下一学期,她开了《水浒传》。我们上《红楼梦》、《水浒传》不是因为这两本书只是一个爱情悲剧或是一些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而是看出文学的美、对话的高妙、内心的刻划、人性的复杂、章回的安排、情节的前后呼应……艺术没有价钱也没有是非道德,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是一般人性而不是单纯的罪恶。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做如此的论断,只是去观察、去体验吗?光是这样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做每一个别人,我们只有一个自己,所以仍是要去探索,用心去了悟。
讲这两本书,可以看出,老师的课来自她一生对于中国白话文学不舍的热爱和了解,她的《宝玉与袭人》、《潘金莲与武松》、《鲁达的心境转变与时令》都是极有特质而极有自我见解的精采课。这两本书,在她的引介下,薪火传了下去,我们也狂爱了。她讲的何止是语言文字的美,简直是活活的心理分析,又是艺术的极致。
老师在开学的前几周曾说:“中国的孩子被训练得很被动。只愿意听而不喜欢讲出自己的意见。”谈文学与人生不是用电脑阅卷来解答,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我们需要与人沟通,需要了解人,也需要肯定自己,所以我们不但要说话,也要学着成功的表达自己。不过在课堂上发问,好像很难,人心不同,各有所见。所以老师鼓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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