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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说，修铁路时，线就划在村里张姓始祖坟上。正巧有位测量员，他老家是河南人，也姓张。看到石碑上的文字，他说：这还是我的祖先呢！然后，他把线往北面挪了十来米，没有惊动始祖他老人家，错开了祖坟。我想，这位测量员，肯定就是二世祖成甫的子孙。这样一想，在我心里又是多种感受并发。只是当时我还没有出生，村里人也没有打问一下那位测量员的地址和姓名，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老人们还说，阎锡山修铁路时，把咱村东南面一个象征神，也象征风水的土崖挖了。从那以后，村里再没出过邢子述那样的人物，这话儿我信。记得小时候，我见过这样一件事情，村里女人生孩子前，总要让男人到那个土崖挖些土回家，碾成粉末，再用筛子“过”二遍，有什么用？用处多着呢！放在初生儿身底下，沾点仙气，取意健康长寿。放在女人身子底下，不起痱子，不发病，取意如意吉祥。

父母说，我小时候身底，就铺着这种神土。

从我记事起，铁路的样子，和现在不大一样。首先不是阎锡山的窄轨，其次是那时有搬道工。说起搬道工，自然而然我会想起过去一部电影——《红灯记》。想起《红灯记》里那个叫李玉和的搬道工。那时候，火车进出站的信号，是搬道工手工操作的。搬对了，顺利通过。搬不对，两列火车就要撞在一起。那时的信号灯，还是烧煤油的灯，灯外面那个玻璃片是活动的，好像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的，另一个是绿的。把红玻璃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禁止火车通行。把绿片插在信号灯上，就表示火车可以通行。而且还是人工往上面挂，踩着老高老高的铁梯子，一直往上爬。火车走了，再上去拿下来，这是晚上的工作。白天就不需要信号灯了，火车司机只看搬道工手中的信号旗。村里人称信号旗为洋旗。

以上说得是信号灯，还有搬道。进来一列火车搬一次，出去一趟，也得搬一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所以，在火车站的两边都有二间小房，就是让搬道工在里面吃饭睡觉。现在是电脑操作，也就没有搬道工这个职业了。

应该说，村里人乘车还是非常方便的。别得不说，就是我村修建起火车站以后，把周围几个村里人眼红坏了。有关修建火车站的时间，村里人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九六零年，有人说是一九五七年，也有人说是一九五八年，众目睽睽之下，竟没有一个准确答案。由此可见，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又是后天的历史，更何况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又有多少个今天和明天？

近几年修通豆（豆罗）付（付家庄）公路，又开通了乡村公交，人们进城坐公交汽车的同时，似乎忘记了火车站的存在，一是因为火车车次减少，一天就那么一二趟；二是因为汽车车次多，一天来回七八趟，而且随叫随停，甚是方便。

由铁路引起我这么多的联想，那是因为火车站的搬道工，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小时候家穷，进入冬天买不起煤，怎么办？一是到地里刨玉米茬子，或者是扫树叶儿，或者是上山砍柴禾；再就是到火车站或搬道房，拣铁路工作人员倒出来的煤碴。

记得有一位搬道工叫李树枝，人长得很瘦，老家是孝义人，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一次，他把倒出来的红煤碴儿，专门用白灰埋起来，我不知道啊！双手就去刨，大冬天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烫，好不容易把发黑的煤碴儿装进了口袋，往起一提，齐刷刷地漏了一地……原来是煤碴儿把口袋烧成个稀巴烂。我不敢回家，怕母亲骂我。煤碴没拣成，还把口袋烧成个这？自己也觉得理亏，可是不回家又能去哪儿呢？

北风吹得雪花飘，

数九寒天冻死人。

我还得回家。母亲看见了，自然是一阵大骂，好在我有思想准备，她骂她的，我不还嘴就是了。再说，我又不是有意的。后来，母亲看见我双手被煤碴烧起许多水泡泡，她不管口袋上那些窟窿了，拉上我就去车站找李树枝。

大家可以想象到母亲和李树枝见面后发生的争吵，一个是国家正式工人，一个是农村妇女，有理就叫你说不清，让人家赔你口袋钱更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出出心中那口怨气而已。

说到这，我想起一个笑话。

话说山里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又第一次看见火车，心里的惊慌，和心里的惊叹，好像他站在月球上似的：那家伙趴下还跑得那么快，要是它站起来跑，那还了得？

同族伯父张旭根（一九二四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已下世，享年六十九岁），人勤快，爱劳动，别人还在被窝里睡觉，他老人家已经从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