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页)

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这一招狠毒至极，仁宗因此派官员要对石介开棺验尸，参加石介丧事的数百人集体保证石介已死，才幸免开棺，但他的子孙被交付池州拘管。

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庆历六年（1046）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其中写道：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

7．岳阳楼记

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后不久，便接到出知邓州的调令。不久又收到了老友滕子京的来信，信的内容是请范仲淹为他重修的岳阳楼写一篇记文。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幅描绘岳阳楼景色的《洞庭晚秋图》，以及唐宋名人吟咏岳阳楼的诗词歌赋。

看到这位老朋友的来信，范仲淹不知是喜是忧。庆历二年宋军在西北遭遇定川砦大败，范仲淹派军驰援泾州，当时的知泾州滕子京出色地动员泾州军民为宋军提供军需物资，为泾州保卫战的胜利立下战功。

第二年范仲淹被调回京城，便推荐滕子京知庆州。

没有想到，不久就有一位驻扎在泾州的武官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一役中滥用公用钱，监察御史随即指控滕子京在泾州耗费公用钱十六万贯，甚至怀疑滕子京贪污公款。与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还有张亢，因为他用公用钱做生意赚钱。

按宋朝的规定，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不过七百贯，滕子京泾州一役所费竟是朝廷规定公用钱的200多倍，岂不是大有问题？

其实不然。泾州一年的公用钱七百贯，其实是指正常情况下由中央财政中直接下拨的数额。但各地的公用钱，主要并不来源于中央财政，而是来源于各地财政，这部分的数额并不确定。此外，中央政府还对战时的边境州府特拨公用钱，这部分的数额往往远大于一般年度的公用钱。

滕子京的公用钱，主要用于战争之后的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砦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抚恤死者亲属，收服边疆部族民心，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得到朝廷允许和鼓励的。

不过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还用这部分钱馈赠给了一些试图在西北边疆建功立业的游侠、游士之徒。《水浒传》中王进、史进、鲁达、杨志等投奔过的大、小种经略相公，也就是种谔和种师道，他们是种世衡的儿子和孙子，而种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线最得力的助手。当时的西北前线，也活跃着很多像王进、史进之类的豪侠，或者有豪侠之气的书生。如宋代大儒张载当时就在前线游荡，试图建立军功，后来拜见范仲淹，范仲淹劝他不如回家读书，可成大器。滕子京本来就是任侠之人，很欣赏豪侠之士，于是将一部分公用钱就用在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听说滕子京滥用公款，还有贪污嫌疑，就将滕子京贬为权知凤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治今陕西郴县）审理此案。

滕子京听说朝廷派人来查，怕牵连过多，决心一人承担此案，立即将账目销毁。燕度来到邠州，果然审问了很多无辜之人，闹得前线大将狄青、种世衡等人心灰意冷。但查来查去，发现滕子京用的公用钱大概是三千贯，具体用途因为账目销毁已经无从查证，但可以确定，滕子京没有贪污私吞。至于所谓的十六万贯，绝大部分是筹备粮草的军饷。张亢用公用钱做生意赚钱确有其事，不过所赚之钱主要用于购买军马，并未私入，而这是朝廷允许的。

与此同时，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朝中竭力为滕子京辩护。范仲淹说像滕子京这样能干的官员，在问题查清楚之前，绝不应该停职；滕子京如果真的有贪污行径，自己愿意同受处罚；自己也曾用军费作贸易，所赚之钱用于军务，有结余全部交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仁宗皇帝了解真相之后，已经不想继续追查。然而当时庆历新政刚刚开始，抹黑滕子京本来就是为了打击范仲淹，以王拱辰为首的一批人不愿善罢甘休，竟以罢朝威胁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不堪忍受臣僚之间无休止的争闹，结果将滕子京免去天章阁待制的官位，再将其贬到岳州这个穷小的地方了事。这就是《岳阳楼记》开篇一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来龙去脉。

没有想到，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