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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学说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朱熹一派肯定了孟子的观点，认为人性的“天理”自然是纯洁、善良的，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根本。不过，“天命之性”总是受到“气”的遮蔽而不尽完善，故而需要放弃“私欲”服从“天理”。这样，教育就变得就一十分重要，“修身”更是必不可少。儒学在宋代理学思潮中发展到了极致，其核心内容融汇了孟子和宋代士大夫的思想。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该词首见于《　孟子》　）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之外都是权威或服从的关系。其次，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是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像孟子所强调的，他必须具有完关的道德。最后是在百官体系和科举考试中得以制度化的士大夫理想，即循规蹈矩的德才兼备者应成为社会的表率与大公无私的统治者，并且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

文化发展的停滞

朱熹死后，他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正统思想：1313　年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其所著的《　四书集注》　作为答题的依据。结果，朱熹的学术和哲学就束缚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因此推动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独特的稳定、因循守旧型社会的形成。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与欧洲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与制度发展滞缓，使得中国在19　世纪时积弱不振，面对同一时期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几无还手之力。中国的这种惰性常常被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亦成为后世民族耻辱的根源。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罢。文化迅速变化的西方社会中孕育了当今世界上高度不稳定的文明类型，生活在这种文明中的人，可能也会羡慕中国在13　至19　世纪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呢。

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长达800　余年的稳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在13　世纪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种完美的平衡到了19　、20　世纪，在经受了外界的剧烈破坏和撞击仍未完全打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为他们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大约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0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13　世纪到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间先后出现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　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个朝代，其中社会动荡主要出现在王朝统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纪。

不过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地区，亦包括位处亚洲腹地（特别是蒙古与满洲）的边缘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像汉、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这些地方，但在国力衰败之时则往往受到该地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会占领并统治帝国的部分地区。不过他们常常借用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尤其在外族势力强大的时候）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北疆草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蛮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断被汉人或继起的少数民族向西驱赶。早期各蛮族多属土耳其（突厥）语系，后起的各蛮族多属蒙古语系。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从而形成有规律的政权循环现象。中国的政治生活无时不受到这些“蛮族”的影响，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与草原相毗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亚洲大陆腹地气候干燥，只有内陆河，因而无法大面积发展农业。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于水资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蛮族”地区几乎是汉人区的两倍，但人口只是汉人的1　/　4　。因此“蛮族”的力量从何而来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当“蛮族”进入长城以南时，常常具有军事上的优势，那么这些人的晓勇善战又是从柯而来的呢？

一、草原社会